第一章（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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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我九十大寿时送自己一个礼物，那就是带着疯狂的爱和一个年轻的处女过上一夜。我想到了那家地下妓院的老鸨罗萨-卡瓦尔加斯（RosaCabarcas），因为这她经常把新来的处女介绍给老顾客。尽管我并不是挡不住这个诱惑或是她那些淫荡下流的手段，但是老鸨还是不相信我有纯洁的原则。她怀着邪恶的笑容说道：“道德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点你将会明白”。老鸨年纪比我小，但是最近几年我都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估计她是老早归西了。电话只响了一下，我立刻认出是她的声音，就直截了当地道：“就今天吧。”

老鸨叹气道：“哎哟，可怜的智者啊，你都消失二十年了，现在回来却只提这么一个不可能办到的要求。”她马上恢复了她那高超的说话艺术，给了我很多美妙的选择，但老实说，这些女的都不是处女。我坚持要求找处女寻欢，而且就在今天晚上。老鸨警觉地对我说：“你要尝试什么类型的？”我答道：“什么都不需要。”这个话题触及了我最深处，我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她无动于衷地提及那些智者通晓所有东西，但不是全部那套：“那唯一留在世界上的童贞是像您们这种八月出生的人。为什么你这家伙不给我多点时间准备呢？”我回答道：“我那时没来灵感。”“但是灵感却能苦等人”，老鸨怀着自诩比任何人都聪明的口气回答道。老鸨要我多给她两天时间以便在市场上找找合适的女孩子。我严肃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因为对于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一个小时就相当于一年。老鸨爽快的答道：“这事不成啊，但是没关系，像这样才刺激嘛，他妈的，老娘一小时内打电话通知你。”

因为我长得比较特别，所以其实我没有必要说这事：我样貌丑陋，胆小怕事且土的掉渣。但我不想这样，所以我倒过来假装地活着。直到今日，为了能减轻精神压力，我才下定决心要坦率地告诉自己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今儿起，那个大部分道德观念消失殆尽的新生活已经随着打给罗萨-卡瓦尔加斯的那个电话开始了。

我住在一间殖民时期留下的房子里，位于圣-尼古拉斯（SanNicolás）公园向阳面的旁边，我在这里一直是光棍一条，而且身无分文的过了大辈子。我的父母都在这里亡故，也意味着我会在这里孤独的死去，刚好死在本人诞生的床上。在那一天，我的梦想已经远去，将会在没有痛苦中死去。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公共拍卖会中拍得这房子，下层已经租给一个意大利财团开了奢侈品店，自己则保留着二层与意大利财主的一位女儿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她就是我的母亲——弗洛丽娜-德-蒂奥斯-卡尔加曼托斯（FlorinadeDiosCargamantos），她精通莫扎特音乐，会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派（garibaldina），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

我家的环境宽敞奢华，有粉刷过的拱门，贴有佛罗伦萨马赛克的地面，那四扇玻璃门则朝向露台。每当三月份的晚上我母亲经常坐在露台上面，和她的那些意大利堂姐妹们欢快地唱着爱情歌曲。从露台上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以及旁边的大教堂还有一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塑像，再远处是河边码头的酒窖，以及马格达雷纳河（laMagdalena）那从滩涂算起长达二十西班牙里长的广阔水面。家中唯一不足的是阳光会随着一天内时间的不同而从不同的窗户中射入，所以在我必须把窗户都关上才能在半光而又炎热的阴影中睡上午觉。我三十二岁那年已经独身一人了，于是我搬到了父母卧室住，打开了一扇通往图书馆的门，并开始在我拮据时拍卖家产，最终除了书籍和自动钢琴卷外，家中一无所剩。

在过去四十年中，我在《拉巴斯日报》担任电讯编辑（ElDiariodeLaPaz），这个工作的任务是通过把那穿梭在星际空间的短波和莫尔斯码接收到的世界新闻编译成本地语言。现在我的生活大部分经济来源是已经消亡了的那份工作的退休金，小部分是来自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语法时的所得，而半个世纪以来每周写的周日专栏文章还能偶有斩获，至于那些名家来本市演出时我发表的那些音乐和戏剧的评论只能算是自娱自乐，一分钱都没拿到过。除了写作我基本上什么都不做，没有假期，没有做作家的天赋，也忽视那些戏剧创作的条条框框。我在这家报纸工作，那是因为我相信那是我生活中博览群书后发出的光芒。

简单的说，我是没有价值没有光辉的那种人，倘若没有尽我全力将讲述的我那挚爱的回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

我回忆起我九十岁生日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五点钟就起床了。因为是周五，我得在《拉巴斯日报》的周日栏上发表一篇文章。黎明的兆头预示着这天肯定不好过：从凌晨开始我的骨头一直在痛，痔疮也同时发作，外面是三个月干旱以来首次雷电加暴风雨。我躺在浴缸中，喝了点咖啡，之后还灌了大杯加蜂蜜的甜水，塞了两片木薯面包，最后套上只在家穿的亚麻衣服。

那天的文章当然是写我九十岁的事情。我从没想过年龄真的很像屋顶上的裂痕，其数量的多少意味着剩下的时日的多少。小时候我就听大人讲，人死的时候那些跳蚤会从人的毛发中惊恐地逃到枕头上，用以羞辱死者家人。这件事情提醒着我，要去学校之前，我得把头发剪短，对于仅剩的稀疏毛发我则使用去除狗身上跳蚤的肥皂洗了干净。我现在想说的是，从我还是小孩子起直到现在，我想要的体面比我想到的死要多。

几个月前我就预感到我九十岁生日的文章不会是感慨那已经流逝的时间，而正好相反：颂扬年老。我开始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老了，我相信那是在那天之前才感到自己老了。四十二岁时，我去一个医生那边寻求造成自己的呼吸不顺畅的背痛问题的良药，他对我说：“不打紧，这是年老的自然现象。”

我回答道：“对我这岁数的人来说这有点反常啊！”

这个医生同情地笑着对我说道：“我看您是一位哲学家。”这是我在这个岁数时第一次想到了衰老，不过之后不久我就忘了这事。以后这些年中，我经常习惯性的痛醒，疼痛的地点和方式都不同。有时候想到这是死亡的前兆，然后第二天自己就被火化了。这时候我又听人说，一个人变老的征兆就是他会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像他老父亲。所以我想我会永远年轻，因为我长得一副马脸，和我父亲那加勒比人（caribe）的粗犷格格不入，也不像我母亲罗马人（romano）

那般雍容华贵。真正的情况是这个跳变实在缓慢，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感到它已经发生了。自己从内部看没变，但是外人一看外表就知道变化了太多。

在我五十多岁时我开始感觉到年老失忆的情况。一次，我竟然上下楼都翻了个遍来寻找戴在自己身上的眼镜，或者是我在淋浴时忘了摘掉眼镜，还有当我要看书时把老花镜戴在了近视眼镜上；有时候已经吃过早餐却忘了，又吃了第二次；因为我经常把前面一星期讲过的故事再讲一次给我的朋友们听，所以我学会了辨认出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警告。所以我试着做了熟人的一张头像和姓名一一对应的备忘录以备打招呼时能对的上号，但是总是记不起来谁是谁。

因为我的性能力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那些女人，她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为啥她们需要这事，所以我一点不担心我的性年龄。现在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因为被这些忘却的打击而去咨询医生，他们不知道在九十岁时这个打击还要严重，但是这些都不重：这是活着的风险。反过来说这是年老的顺利，年老者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忘记了，但是却牢牢记着至关重要的东西，就像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ón）所说的：没有一个老人会忘记他所藏宝贝的地点。（译注：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在那些思考和其他一些思索中，我完成了这篇文章的草稿。那时阳光射在公园中的杏树之间，内河上的邮轮因干枯停滞了一个礼拜，现在轰鸣着进入了运河。我想：我九十岁的生日已经到来。我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假装过，但是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决定打电话给罗萨-卡瓦尔加斯，让她帮我安排度过一个放荡的夜晚，送上自己的生日大礼。在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皈依圣平，我把时间不间断地用在重读我的经典书籍上和花在我个人宗教音乐上，但是那天我的性欲是那么强烈，就像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一样。打过那个电话之后，我不能继续沉下心来继续创作了。我就躺在那个早上射不到阳光的图书馆角上的吊床中休息会，用来放松那被等待的焦虑压迫了许久的背脊。

我是家里的宠儿，但是我母亲五十几岁就死于痨病，我父亲是一个形式主

义者，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在上世纪千日战争（laguerradelosMilDías）结束时签订内埃尔兰迪亚条约（tratadodeNeerlandia）的当天早上病逝在他那张床上。和平改变了这个城市，这既不是可预见也不是人们所想的。自由成群的女人在安查街（lacalleAncha）边的老酒馆里喝得神志不清，而后人们又把这个地方称为卡梅永-阿维约（camellónAbello），现在则是卡隆步行街（elpaseoColón）。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交口称赞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纯朴，阳光纯正。

（译注：千日战争，1899～1902年，哥伦比亚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天的内战。19世纪80年代中期，保守党控制政权后，监禁和放逐自由党领导人。1899年10月，R。U。乌里韦领导自由党人发动起义。战争异常艰苦、激烈。1900年5月帕洛内格罗一战，双方伤亡达3～5万人。此后，自由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战争陷入僵局。适逢疾病流行，双方损失严重。保守党无法以军事手段平息起义，遂于1902年6月宣布实行大赦和改革，承认自由党在沿海和北部的势力。11月，乌里韦等自由党主要领导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此次战争是哥伦比亚独立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内战，死亡近10万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次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

《苦妓回忆录》第一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