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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这样，我的英文程度也不行。”

莱文摇了摇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吧，”我说。我懒得向这位希望得到直截了当回答的人解释，只要我被关在这儿，我就不会抢着看什么战事报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毫无必要的情绪波动而耗费自己本已有限的精力。要是我告诉他，自己不读报，而是在夜间读一本从苦路上带过来的德国诗选，那他大概会认为我是精神病，并从而放弃为我辩护。“谢谢！”我边说边接过报纸。

莱文继续在他的包里翻找。“这是两百美元，是希尔施先生交给我替您办事的，”他解释道，“是给我的预付酬金。”他边说边取出四张纸币，像玩牌那样把它们排成扇形，马上又把它们装了回去。

看着那四张纸币消失后我问：“希尔施先生给您的钱全部是为了用来预付您的酬金吗？”

“这倒不见得，但我即使把钱给了您，您也会把它付给我的，对吧？”

莱文又笑了起来，这回不光露出大牙，带动了满脸的皱纹，而且连耳朵也被牵扯进来，它们动来动去就像大象的耳朵。“您不会想让我为您白干吧？”他温和地问道。

“这不会。不过您不是说过，我那不到一百五十美元办入境手续太少了吗？”

“有人担保就不一样了！坦嫩鲍姆改变了一切！”

莱文喜形于色。看他那高兴劲儿，好像现在就在打着我手中这一百五十美元的主意似的。我决心在重新拿到带入境签证的护照前一毛不拔。莱文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现在把担保材料交给核查官员，”他客观地解释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之内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就会来办理其余的手续。”

“沃森？”我问道。

“对，沃森。”他答道。

“为什么非得沃森办呢？”我怀疑地问。

令我惊奇的是莱文变得有点儿窘。“沃森家族几代都是美国人。最早来美国的。”他解释说。“他们家是乘‘五月花号’来美国的，在美国这就几乎等于是贵族了。这是一种无害的偏见，我们必须利用它。特别是在您这个案子上，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惊地说。大概沃森不是犹太人，原来这儿也讲这一套。

“他出马会让这一切更加无可挑剔，”莱文胸有成竹地说，“这对以后的申请也有好处。”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祝您一切顺利！不久您就会置身纽约的！”

我没搭腔。他的所有言行都不招我喜欢。我像所有靠偶然生活的人一样迷信，觉得他预言未来的那种信誓旦旦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第一天就这样做了，当时他问我将住在纽约什么地方。在流亡者中本不该这么问的，这会带来不幸。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有坦嫩鲍姆，这事难道不奇特和令人激动吗？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事。罗伯特·希尔施的钱不就让这位律师立即私吞了嘛！这笔钱希尔施肯定不是给他的！两百美元，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花了两年才攒下我那一百五十美元。也许下回莱文还要打我这笔钱的主意呢！我唯一能相信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犹如一只长着太多獠牙的鬣狗——是罗伯特·希尔施派来的。

希尔施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马加比[13]。法国实现停战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以西班牙副领事的身份出现在普罗旺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没人知道他那护照是真是假，人们猜测他是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手中弄到它的。对此，希尔施自己从未露过一点儿口风，但人们都知道，当他如彗星般突然发迹时，他也为法国地下组织工作。反正他拥有一辆西班牙牌照并贴有外交使团标签的车，他身着高雅的西服，在汽油像金子般珍贵的时候，总能搞到足够的汽油。这一切他只可能从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得到。他也为这些人运送武器、传单和双页小册子。当时正是德国人不遵守局部军事占领条约，为追捕流亡者而向法国的自由地区进军的时期。希尔施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能营救的人。他的汽车、他的护照和他的胆识令他如虎添翼。一旦遇到检查，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与德国友好的另外一位独裁者的代表。他痛斥巡逻队，援引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并立即搬出佛朗哥[14]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吓唬人。德国巡逻队往往会放过他，不愿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德国人天生的臣属感令他们尊敬头衔和护照，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服从同时也意味着怕担责任，低级军官尤其如此。即使是党卫军成员，希尔施冲他们大声咆哮时，他们也会恐慌不安。他料到了任何一种独裁都会在自己内部制造畏惧，因为这种政体把权力变成主观的东西，如果其追随者对不断变化的规章条例不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么权力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危险。这么一来，他就利用怯懦来解救苦难，因为任何暴力统治的必然结果都不外乎与残酷并存的怯懦。

有几个月，他在流亡者中几乎成了传奇人物。有些人的生命是他用空白证件解救的，他不知从何处搞到这类证件，并填上了相应的姓名。尽管盖世太保已经在追捕这些人，他们还是用伪造的证件经比利牛斯山逃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应许之地》2（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