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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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