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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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受我先生之托在温哥华的图书馆里找一本叫《误读》的作品,随手翻翻,挑了最短的一篇看看,觉得很有意思。作者把各种一流的名著,包括《圣经》《神曲》等,放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一一进行调侃,最后都难逃被拒绝出版的下场。读来令人发噱,也发人深省。
没想到一年多以前,这本书竟转回我手中。当时我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我先生(他正充当着这本书的出版商)问我是否有可能翻译此书,因为从意大利语翻译,找翻译始终是一个困难,而翻译版权是有规定出版时间的,因而就想从英译本转译。由于此前我对这本书印象不错,于是就欣然答应下来。在开始翻译之前的通读时,就感到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儿。后来,朋友们知道我在译艾柯,都同情地对我表示这个人非常难缠,这些朋友中许多人的母语便是英语,还有大学的教授。但另有一位在欧洲居住多年的朋友说,艾柯尽管难懂,欧洲的知识分子却以书架上放一本艾柯的书为荣,听了这话,多少也像是安慰。
朋友们的这些话似乎都应验了。这短短一百七十多页的一本小册子,居然让我熬了一年多的时间。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翻译之外的原因,如教学工作繁忙而无法有大块的时间投入到翻译中去,但总的来说,作品本身的难度常常令译者举步维艰,需要鼓足勇气来干活儿。
翻译这本书让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据说作者通六国文字,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我是充分领教了。虽说我用的是英文译本,但相信那些穿插在英文中的拉丁语、法语、意大利方言、西班牙语、德语等应该也同样出现在意大利文本中。因此,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查字典,还特地为此买了《拉丁语字典》和一套两卷本的《法汉字典》,我原来的单部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汉字典》显然不够用。西方文字首先是字母型文字,因此,在英语中穿插使用各种字母文字看来顺理成章,甚至连造词也并非不可能。如在翻译中遇到的Ortegaygassetos这个词,我翻遍了各种字典,始终无法找到这个词。后来请教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他寻思良久,才说Ortegaygasset是西班牙的一位诗人。这时,我回过头才查到OrtegayGasset的确是西班牙人名,不过那是一位哲学家。而后面的-os则是艾柯造出来的,指追随者(o),为复数(s)。然而,在中文译稿中如何体现这些语言转换(从英语到拉丁语,从英语到法语,诸如此类的)呢?我们的书写文字可是统一的啊。我曾想过是否可以用方言代替,可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太合适。
类似的情况还有Bloomides、thalatanaut、thalatocraft、mass-man等等,如果单查字典,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如Bloomides是从Bloomsbury生造出来的,指以伍尔夫、福斯特为首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而thalatanaut和thalatocraft这两个词在最权威的、有2152页的《新牛津英语词典》里也查不到。一天,在看英文版的《全球通史》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有一个词的前半部分跟thalatanaut相同,才知道thalata是跟海有关的;后来又跑到温哥华图书馆去查有二十卷之多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确证thalatto是希腊词根,等于thalassa,而后者才是常用的,我能查到thalassic(指跟海相关的)、thalassotherapy(指在化妆品和健康治疗中使用海水),可偏偏没有thalatanaut和thalatocraft。后来我根据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上下文进行推断,-naut指人,-craft指船,由此就生造了航海员(如航天员,astronaut)和航海船(飞机,aircraft)这两个词。mass-man比较容易看出,其实是特指在“类”的概念意义上的“普通”的人,为了贴近原文,我就也生造了“大众人”这样一个奇怪的词。
在英语中,句子的主干虽然也是主、谓、宾,但它可以变得非常长,因为英语的句子像树干跟树枝的关系一样,可以从主句(树干)中延伸出许许多多的从句(树枝),如有必要,从句也可以再生出从句来。艾柯在书中为了讽刺那些过分进行语言实验的先锋派作品,特意使用了不少长句子,有时一个句子长达二十九行,而这样长的句子在中文里是根本不可能的。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得无奈地将长句拆成若干个短句,再确定何者在前,何者在后,这样一来,原文的节奏就彻底打乱了。这样的长句给阅读也带来了困难,读者往往要读好几遍才能清楚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在翻译时,有时候我恨不能译一句就休息一下。
整个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艾柯这个人知识面非常广博,只要看看他的文章就能体会人们所说的“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本书中所收集的都是他在一个叫《IlVerre》的文学刊物做编辑时所发表的文章,主题涉及天文、地理、古希腊神话、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大众文化、媒体,甚至拓扑学。艾柯似乎对古今中外之事无所不知。本书收集的文章多是20世纪60年代所写,最近的不超过1972年。他甚至知道毛泽东的语录、鲁迅、大字报等等。看看《给儿子的信》,艾柯用了差不多整整两页,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武器。但也正因为艾柯太博学又极其炫技,翻译常常变得异常困难。为了那些生造的字,那些从典故、名著、历史人物中变形出来的句子、人名和故事,你常常不知何时才能弄完眼前短短的一页。翻译成为一场不情愿的战争,你被卷入了艾柯设计的一个个圈套,完全被动,而且这圈套没完没了。
在写于1972年的《拍自己的电影》一文中,艾柯预言在二十年后,当摄像机普及之后,人们将弃电影院而去,用自己的机器和市场上买来的电影脚本拍自己的电影、看自己的电影。他列举了依据四位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包括愤青导演风格的脚本,每个脚本后面是各种可以替换的情节、场景和角色,因此,只要你愿意,对着这些脚本就可以拍出许多部诸如大名鼎鼎的安东尼奥尼导演的同类电影。这些脚本中提到的名字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人名、地名都是有所指代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查证,仍然有一些尚未查到,有一些要介绍起来又比较复杂,如塞维尼侯爵夫人(MadamedeSevigne,1626—1696),如果简单地说她是一位法国作家,那其实有误导的嫌疑,因为她并不以写作为生,她出于对远嫁他乡的女儿的爱而写信不断,从未想过要出版。没成想这些信后来编成册并出版,而且成为书信体文学的典范。我最后还是没加这个注解。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多的注解也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因此,作者的这种写法其实是非常小众的,是针对那些理解所涉及知识的读者,甚至就是写给他们自己的小文学团体的。所以在加注的时候我一直担心这个“度”的问题,注解过多可能会让读者有受到蔑视的感觉,注解过少又可能不便于读者理解。而更重要的,则正如艾柯自己在序言里所说,“笑话若需要解释必然会扼杀它的效果”。
艾柯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又炫技,译者必须格外小心,以致有时出版编辑上的错误也会让译者狐疑,以为那也许不是错,而是艾柯别有用意。在译《给儿子的信》时,文中提到“……像塞进狱卒拉拉梅口中的peresd’angoisse,而此时波弗特公爵骑着马跑了……”从文字上看可以知道是法语,可字典里却怎么都查不到。显然“peresd’angoisse”应该是一种武器,因为从上下文来看,艾柯对“儿子”大谈武器。但如果照法语直译,那就是“极度痛苦的父亲”,但是这在上下文中怎么都说不通。我请我的美国朋友Mina帮忙,她又找了周围的法国朋友,还有一位在英国搞法语到英语翻译的(她说艾柯很可能是我这辈子会遇到的最难翻译的作家),可还是没人知道“peresd’angoisse”为何物。Mina的丈夫(英国人)自告奋勇来帮忙,说这里可能是拼写错误,应该是“priered’angoisse”(极度痛苦的祈祷),并认为在文中比较合理。最后问到意大利教授CorradoLatina,才知道那是古时候放在嘴里的一种刑具,拼写应该是“poired’angoisse”。打开《法语词典》一查,果然不错。原来是排字时出了问题,“poired’angoisse”意思是“梨形刑具,塞口器”。不过,谁又能保证这一定是编辑的问题呢?做翻译的都不希望闹笑话,尤其是译这样的名家作品,我想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我的战战兢兢一点儿都不过分。类似的故事在翻译过程中还有许多,恕不赘述。
这次翻译也再次印证了翻译的不可为,因为许多语言上的风格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已经损失了,如各种语言的穿插,超长的句子等等。所以很需要声明一下:本翻译只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让不能阅读英文的读者初步领略艾柯这个欧洲人引以为自豪的作家。
为了翻译艾柯的《误读》,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碰到意大利语的问题,我总是向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先生求教,无论多忙,他都会及时帮我查找。还有我的朋友MinaChoi和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詹森(GrahamJohnson)教授。记得我在请教詹森时,有些问题他一时无法解决,便马上联系他的朋友,并带我登门求教,令我非常感动。由于时间有限,一些艾柯杜撰的名字仍无法确定是什么意思,只好照原文做了音译。
这个译本中有许多译者提供的注解,原注其实只有二十五个,但这当中有八个原注,借用艾柯评《为芬尼根守灵》时说的话,就是“用了天知道什么样的语言”。这八个原注乍看像希腊文,可当我兴冲冲地去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希腊语教授王小英老师时,她说那不是希腊语,看上去虽像,可有些字母并非希腊语。直到今天,我仍未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文字,最后只好照葫芦画瓢,在电脑上花了几小时找那些符号。的确,大部分符号属于“基本希腊语”,而还有一些,我只好大海捞针,找长得像的填上去。
此外,尽管我对互联网抱着矛盾的态度,但Google为我提供了很多资讯:关于希腊神话的、宗教的、历史的、现在的、各种人物和组织等等,应有尽有。有时候,一天中,我可能大部分时间花在Google上,查各种各样的资料,部分地免去了我跑图书馆之劳。
翻译质量和时间总是一对矛盾。作为译者,我希望时间越多越好,可出版社希望我越快越好。翻译中有些地方虽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时间有限只好作罢。虽然翻译的时候有些怨恨,但是我还是从中收益良多。
吴燕莛
2006年5月29日于温哥华
《误读》译后记(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