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足迹永久书架完结榜排行榜

时代和社会(第1/1页)

木马小说网www.mumahao.com

来自作者

1958年到1959年,我在米兰电台工作。在我的办公室楼上两层是音乐节目编辑室,当时的负责人是卢恰诺·贝里奥。经常来的有马德尔纳、鲍莱兹、布瑟和施托克豪森,这里人来人往,人声嘈杂,一片混乱。那时,我正在研究乔伊斯(Joyce),晚上常到贝里奥家,卡西·贝布里安做的是亚美尼亚饭菜,完了之后就读乔伊斯作品。正是在那里产生了录制乔伊斯专题节目的想法,录音节目原来的题目是“纪念乔伊斯”,这是在电台广播的一档节目,每期45分钟。一开始的时候是朗读《尤利西斯》(Ulysses)的第11章(这一章叫《塞壬》,是拟声的狂欢),用3种语言朗读,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因为乔伊斯自己说,这一章的结构是卡农赋格,所以贝里奥开始在原文上加上赋格音乐,先是英语加英国音乐,然后是法语加英国音乐,依次类推,一种像多种语言的马尔蒂诺·坎帕纳罗和拉贝拉伊西亚诺的节目,像交响乐一样的效果(但一直是只有人的声音)。后来贝里奥只就英文原文展开工作(是卡西·贝布里安说的),挑选出一些音素,最后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音乐作品,灌制成唱片时用的仍然是《纪念乔伊斯》,但这同原来的电台节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种解说加评论的内容,对作品逐段进行评论。就这样,在这种气氛之下,我发现,电子音乐家们,或者说一般的新音乐家们的经验是一种典范,是各种艺术的共同倾向的典范。我还发现了同当代科学发展的相似之处……简单说来,贝里奥在1959年问我能不能为他的杂志《音乐会见》(Incontrimusicali)(总共只出了4期,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写一篇文章时,我拿出了1958年在国际哲学大会上的报告,开始写《开放的作品》中的第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了第二篇,以及一些争论性的注解(比如同费代莱·达米科就进行过激烈而又激动人心的争论……)。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但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写一本书。是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想到了写书的事,他读了《音乐会见》上的文章,问我能不能抽出一部分来让艾瑙迪出版社出版。我答应说可以。我又考虑了一番,从那时起,我开始计划出版一本完整的书,对“开放的作品”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此同时,我在《韦里》(Verri)、《美学杂志》(RivistadiEstetica)等杂志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是从1959年开始的,到1962年,一切还远未结束。同我一起工作的瓦伦蒂诺·邦皮亚尼那年对我说,他想出版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他看过这些文章。我想,在等待出版“真正”的书的时候,我可以先凑成一本试探性的书。我想用“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形式和不确定性”作为书名,对书名历来十分敏感的邦皮亚尼几乎是很偶然地翻看了几页后说,就叫“开放的作品”吧。我说不行,我想把这个书名留给将来那本更全面的书,如果现在用这个书名的话,到那时就不好办了。他说,等我写出更全面的书的时候,我可以找到另一个书名,现在用“开放的作品”很合适。于是,我写完了关于乔伊斯的文章,它就占了书的一半,再加上以前的几篇文章,又写了序言……简言之,书出版了。我发现,另外一本书我不能再写了,因为这个题目只能这样来论述,只能由这些作为建议而写的文章组成。书的题目成了一个口号。我的抽屉里还有有关那本再也没有写出来的书的很多卡片。

另外一个原因是,《开放的作品》出版后,我开始了另外的工作,即进行辩论和自卫,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年。一方面,《韦里》杂志的朋友们、后来的“63年集团”的核心集团非常赞同我的某些理论立场;另一方面是另外一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被如此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非常好玩的年代。

这一意大利文版本没有包括原来的《开放的作品》的整个第二部分,即关于乔伊斯的那篇长文,这篇长文后来单独成书出版。作为补偿,这一意大利文版本收了另一篇长文《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这篇文章1962年年底在《梅那波》(Menabò)第5期发表。这篇文章的根由很久远也很富有传奇意味。维托里尼(Vittorini)主持将《梅那波》第4期编为关于《工业和文学》的专辑,但这里的意思是,非经验主义派作家们讲述关于工业生活的故事。后来,维托里尼从另一个方面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工业现实如何影响写作方式——或者说,实验主义这一问题,或文学与异化,或语言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的现实。总之,这是一大堆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在当时恰恰是“官方的”左派所不喜欢的方式,这样的左派还是克罗齐式的、现实主义的。(这里可以顺便提一句,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维托里尼来到阿尔德罗万迪书店,腋下夹着特鲁贝特科伊的唱片,一副结构主义的含糊表情……)就这样,一方面我设法使维托里尼同下一期《梅那波》的一些撰稿人接触(有桑圭内蒂、菲利皮尼、科隆博等人,对他们的文章我还写了简短的序言);另一方面我在准备我自己的文章,这些文章差不多就是妖魔鬼怪。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说对于维托里尼来说很不容易,这是他的一项勇敢的行动,所有的老朋友都指责他的行动是一种背叛,他不得不为正在编辑的这一期杂志写几页导语(我记不起是他还是卡尔维诺笑着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纱布绷带”)。这又引起激烈争论,后来在罗马举行了一些讨论会,“实验派”的朋友们、一些作家和画家发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同未来主义时的情况不同,我们进行的是自卫,因为人们认为我们很坏。我记得,维托里奥·萨尔蒂尼在评论我在《梅那波》上写的关于《快报》(Espresso)周刊(当时这家周刊是实验文学的堡垒)的一篇文章时,抓住我的一句话不放,我的那句话赞扬了桑德拉尔(Cendrars)的一首诗,在那首诗中,桑德拉尔将可爱的女人比作雨中的交通信号灯。在讨论会上我回击他说,对于这样的批评,只能作出这样的回答:让他的姐妹来找我吧。这就是我说的当时的气氛。

从1960年开始,安德烈·博科雷可列夫就在为《新法兰西评论》(NourelleRevueFran?aise)月刊翻译《音乐会见》的文章。他读到了《如此》杂志上的文章,当时这一杂志刚刚出版,对意大利的先锋派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联系。1962年,《如此》杂志分两次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就是后来收入《开放的作品》中的关于乔伊斯的那篇文章。《新法兰西评论》月刊上刊出的那些文章也引起了入门出版社的弗朗索瓦·瓦尔的兴趣,他希望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之前我先翻译出来。于是,翻译很快开始,但用了3年的时间,修改了3遍,瓦尔几乎是逐字逐句在认真推敲,甚至就某一行给我写3页纸的长信,提出很多问题,或者是我到巴黎去与他进行讨论,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1965年。那是一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珍贵的经历。

我记得,瓦尔对我说,他感到很有意思,我探讨的问题是从信息和美国语义学[莫里斯(Morris)、理查兹(Richards)]出发的,法国的语言学家们、结构主义者们对他们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是不是认识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甚至对索热尔(Saussure)我也只是因好奇而略读过一些其作品[偶尔看过一些,贝里奥对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他的音乐节目而对他感兴趣。我相信,他甚至抄下了索热尔的《河流》(Cours),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就这样,在瓦尔的催促之下,我开始研究那些“结构主义者”[自然我已经认识巴特(Barthes),他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朋友,但他最后是在1964年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而出名的,在《交流》(Communications)第4期发表了他的作品]。对我最大的三大冲击差不多都是在1963年:列维-施特劳斯的《无法交流的思想》、雅各布森(Jakobson)在《子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苏联的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托多洛夫(Todorov)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只有厄利克的那本经典著作,现在我正在为邦皮亚尼出版社翻译]。因此,在1965年的法文版本中(后来是在这一意大利文版本中)加进了很多涉及语言结构问题的注解。但是,《开放的作品》是在另一种环境之下写成的,尽管我后来在修改中加进了“语音和语义”,但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来。我把它看作前符号学的工作:涉及的是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触的问题,在学习了一般符号学理论之后才接触的问题。在认识了《符号学初步》(Elementsdesémiologie)的巴特之后,我再也不会对《文献的欢乐》(Plaisirdutexte)(这自然也是一本重要著作)的巴特那么满腔热情了,因为他认为他超越了符号学问题,将它引导到了这样一个点,我正是从这一个点作为出发点开始起步的(他当初也是在这一范畴内活动的):说明一篇文章是一部使人享乐的机器(正如后来说明这是一种开放的经历一样)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问题在于将这架机器拆卸开来。我在《开放的作品》中做得很不够,我只是说存在这一问题。

有人很可能会问,我现在有了符号学的经验之后是不是能够重写《开放的作品》,最终说明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厚颜无耻的,是坚决的。我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Generazionedimessaggiesteticiinunalinguaedenica),后来附在我1971年出版的《内容的形式》(Leformedelcontenuto)一书中。只有短短的16页,但我觉得没有再多说的必要。

《开放的作品》 时代和社会(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