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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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犹太人，对犹太人的鄙视，”我对默里说。“然而她嫁给了艾拉，在他之前又和弗里德曼结过婚……”

这是我们第二次交谈。晚餐前，我们坐在露台上眺望池塘，喝着马丁尼，默里跟我说起白天大学里上的课。我不该惊讶于他的脑力，甚至还有他热衷的三百字的作文作业——从一生的角度讨论哈姆雷特独白中的任意一行——是教授布置给年纪大的学生的。可是这样接近被遗忘状态的人会为第二天准备作业，为几乎已近终了的生命教育自我——费解的事物继续困惑他，仍旧极其需要澄清事物——不只是让我惊讶：而我却自己过日子，把一切都排斥得远远的，我开始有种错误的感觉，近乎羞愧。但后来错误感消失了。我不想再制造难题。

我在烤架上烘烤鸡肉，我们在露台上吃晚餐。吃完饭早过了八点，不过还只是7月的第二周，虽然那天早上取邮件时女邮差告诉我当月会少掉四十九分钟的日照——如果近期还不下雨，我们就都得到店里去买黑莓和覆盆子的蜜饯了；当地公路上撞死的动物比去年同时期多四倍；在树林边缘某家喂鸟的地方附近有人看到我们的住客六英尺高的黑熊——当天一直可看得见。明朗的天空只表明它是不变的，夜晚就隐没在它的后面。生命无限，也没有大的变动。

“她是犹太人吗?是，”默里说，“是一个有着病态困窘的犹太人。她的困窘并不肤浅。她因为她外表像犹太人而困窘——伊夫·弗雷姆的脸型很像犹太人，所有面相上的细微之处都像出自司各特小说《艾凡赫》里的丽贝卡——她因为她的女儿像犹太人而困窘。她听说我会讲西班牙语，就对我说，‘人人都以为西尔菲德是西班牙人。我们去西班牙时，人人都当她是当地人。’太可悲了，不值得去就此争论。再说谁在乎呢?艾拉不在乎。这对艾拉来说没什么用处。他政治上是反对的。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宗教。逾越节时，多丽丝常准备一份家宴，艾拉就不往前凑。部落迷信罢了。

“我想是他第一次遇到伊夫·弗雷姆时被她，被一切事情，完全迷惑了——新到纽约，新加入《自由勇敢者》，手挽着‘美国广播剧院’的人物陪伴她——我想是从来就没注意过她是不是犹太人这回事。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可是反犹主义呢?那就大为不同了。多年以后，他告诉我每回他在公众场合说到‘犹太’这个词，她就如何地努力要他安静不说。一次他们在某处拜访过某人后乘坐公寓楼的电梯，有个女人抱着个婴儿，或是推车里推着的吧，艾拉根本不会注意到的，但他们走到街上以后，伊夫说道，‘真是个丑陋的孩子。’艾拉不明白她在烦什么，后来意识到丑陋的小孩总是那种她一眼就能认出是犹太人的女人的孩子。

“他怎么能忍受五分钟那样的胡话呢?他不能。可这不是在部队，伊夫·弗雷姆也不是南方乡巴佬，他也不打算挥拳打她。相反，他对她不断地进行成人的教育。艾拉尽力去做伊夫的奥戴，但她可不是艾拉。反犹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上的是这门课。让她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她大声朗读他书籍里的段落。朗读他在战争期间随身携带的记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的小本子。‘作一名犹太人没有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等，或是有什么丢脸。你是犹太人，就是如此。实情如此。’

“他给她买了他那时最喜爱的一本小说，阿瑟·米勒的一本书。艾拉一定送过别人几十本了。书名是《焦点》。他给伊夫一本，然后给她到处都作了标记，这样她就不会错过重要的段落。他给她解说，就像奥戴在伊朗的基地图书馆说书一样。记得《焦点》吗，阿瑟的小说?”

我记得很清楚。艾拉也送给我一本，为我的十六岁生日，也像奥戴一样给我解说过。在我高中最后几年，《焦点》和《胜利手记》以及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还有他给我的两部战争小说，《裸者和死者》、《幼狮》）一起成为确定我自己政治观点的书籍，同时成为我所崇敬的可从中为我的广播剧本撷取字句的源泉。

《焦点》出版于1945年，那年艾拉从海外归来，行李袋里装满了书籍和他在运兵船上掷双骰赢来的一千美元，那是在阿瑟·米勒因百老汇制作的《推销员之死》而成为名剧作家前三年。书里说的是一位纽曼先生的苦涩而具讽刺意味的命运。他是一家纽约大公司的人事高级职员，四十多岁，小心谨慎，备受焦虑折磨，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他太小心了，不能真的成为他内心里隐秘的那位种族和宗教顽固分子。纽曼先生配好第一副眼镜后，发现显出了“他的犹太式突出的鼻子”，很有让他看上去像个犹太人的危险。不只是对他自己而言。他跛脚的老母亲看到儿子戴着新眼镜就笑了，说道，“怎么了，你几乎看上去就像个犹太人。”他戴着眼镜去上班时，对他的改变的反应就没这么温和了：他一下子从人事部显眼的位置被降级到一个低下的职位，作个职员，纽曼先生不堪羞辱辞了职。自那时起，他走到哪里都被认作是犹太人，而他自己是鄙视犹太人的，鄙视他们的外表、气味、吝啬、贪财、不雅的举止，甚至鄙视“他们对女人的感官贪恋”。他激起的仇恨社会范围如此之广，读者——或是对年轻的我来说——会觉得一定不只是因为纽曼的脸，他受到惩罚的来源是他自己太过谦逊而无法扮演的那种大规模反犹主义的幻觉化身。“他一生都怀着对犹太人的憎恨”，而现在这憎恨具体到了他住的昆斯区街道和纽约各处，就像一场充满恐惧的噩梦，无情地——最终，强暴地——把他摈弃，从他过去以顺从的守规矩赢得的邻居对他的容纳，排除到他们对他的无情仇恨中去。

我走进屋子，回来时拿着那本《焦点》，从艾拉那里拿到这本书后我一晚上就读了一遍，后来又读过两遍，就把它摆在储藏着我的圣书的卧室书桌上的书靠之间，可能再也没看过。扉页上有艾拉给我的题记。我把书递给默里，他摸着书（这是他弟弟的遗物），过了一会，才翻到题记，读道：

内森——仅有少数几次我能找到可以与之进行有灵性的对话的人。我读了不少书，我相信我从中获得的益处应得到激励并应和其他人来就此讨论。你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认识你这样一位年轻人，对未来我稍许少带了些悲观。艾拉，1949年4月

我从前的老师翻过《焦点》的书页，看我在1949年划下的词句。看到四分之一处，他停下来，又对我大声朗读，这次他读的是印刷的一页。“‘他的脸，’”默里读道。“‘他不是他的脸啊。没人有权因为他的脸而如此打发他。没人可以！他是他，有某个明确过去的人，他不是这张脸，这脸看上去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肮脏的过去。’

“她应艾拉的要求读了这本书。读了他给她划出来的部分。她听他讲课。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主题就是犹太人的脸。不过呢，正像艾拉常说的：很难知道她听进去多少。这是无论她听到什么，听了多少，都不能放弃的偏见。”

“《焦点》没什么帮助，”默里把书递还给我时我说。

“知道吗，他们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了阿瑟·米勒。可能是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吧，我不记得了。伊夫被介绍给他，她主动对阿瑟·米勒说她发现他的书如此吸引人。也许不是撒谎吧。伊夫读过很多书，比艾拉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要范围广泛得多，艾拉倘若在书里找不到政治和社会的含意，就认为整本书都没什么好。但是无论她从阅读或音乐或艺术或表演——或个人经验，和她经过的动荡生活——中学到过什么，都与这恨意发生作用之处是分开的。她无法逃避。并不是说她是不能作改变的人。她改了名字，换了丈夫，职业机遇变更需要改变时，又从银幕换到舞台，又换到广播界，但这一点是固定在她身上了。

“我意思不是说艾拉不懈努力得越久，事情就没有变得好转——或者没有看上去好转起来。为了逃掉他那些讲课，她也许至少改了一点点吧。可是要从心里改吗?必须时——必须对她的社会阶层，对她的阶层里著名的犹太人隐瞒她的感受时，对艾拉自己隐瞒她的感受时——她做到了。迁就他，在他为了反犹主义出去四处奔忙在天主教堂里，波兰农夫中间，德雷福斯事件中去法国时，耐心地倾听他。但是她看到一张无可辩解的犹太脸庞时（像我的妻子，多丽丝的脸），她的思想就不是艾拉或阿瑟·米勒式的了。

“伊夫不喜欢多丽丝。为什么呢?一位在医院实验室工作过的女人?从前的实验技师?纽瓦克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对一位大明星会有什么威胁?容忍她要花多少力气?多丽丝脊柱侧凸，年纪大了很疼，必须做手术放进一个支杆，又不太合用，诸如此类。事实是，在我看来从遇到多丽丝的那一天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天，她都美得像幅画，但她脊椎是畸形的，你注意到了。她的鼻子不像拉纳·特纳的那样直。你注意到这点了。她长大一直讲的英语是她孩子时在布朗克斯区讲的那种——伊夫无法忍受她在场。不能去看她。我妻子太让她感到不适，她竟不能看到她。

“他们结婚的这三年里，我们被邀请去吃晚餐只有一次。你能从伊夫的眼睛里看出来。多丽丝的穿着言谈和样子都令她厌恶。我呢，是伊夫所疑惧的；她在意我不为了别的。我是泽西州的学校老师，在她的世界里不算什么，但她一定是在我身上看到一种潜在的敌意，因此她总是很客气。又迷人。是她对你的样子吧，我能肯定。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胆量：脆弱而敏感的一个人，又容易变坏，走了那么远，属于全天下的女人——这需要坚韧的力量。不停努力，在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在经过事业上的挫折之后仍继续露面，在广播界取得成功，建了那所房子，成立沙龙，招待那些人……当然，对于艾拉她是不配的。他也不配她。他们没有共通点。但她仍然接纳了他，又找了一个丈夫，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都需要一些东西才行的。

“如果我撇开她和我弟弟的婚姻不看，如果我撇开她对我妻子的态度不谈，如果我试着不看这些，单独看她，那么，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家伙。撇开这一切，她也许就还是那一位十七岁去了加州当上默片女演员的那个聪明活泼的小家伙。她有心灵。在那些默片里看得到。在那些礼貌下面，她掩盖了不少精神——我敢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她放松下来的时候有宽厚的一面，这不常见。她放松了，你觉到她体内有什么，要去做正确的事。她努力去注意。但是这女人被束缚住了——做不到。你无法和她建立任何形式的自主关系，她对你也无法有任何独立的兴趣。你也不能长期指望她的意见，西尔菲德在她身边时是做不到的。

“那晚我们离开后，她对艾拉说了针对多丽丝的一句话，‘我讨厌那些好妻子，那些门前的擦鞋垫。’但伊夫在多丽丝身上看到的不是擦鞋垫。她看到的是她无法容忍的那类犹太女人。

“我知道这点；不用艾拉来告诉我。无论如何，他觉得让步太多，不能告诉我。我的弟弟小时候会什么都跟我说，跟谁都说——自从他会讲话那天起就这样——但是在一切都过去之前，这一点他不能告诉我。可是不用他来告诉我，我就知道这女人是陷入她自己扮演的角色里去了。反犹主义只是她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不留意间进入了她的表演。我想，一开始几乎是无意的。更多的是没经过思考，而不是存着恶意。如此溶入了她做的其他事。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不曾被她察觉。

“你是不想做你父母的孩子的美国人吗?可以。你不想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吗?可以。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生来是犹太人，你想隐匿你来到这世上的出身吗?你想放下这问题，假装你是别的人吗?可以。你来对了国家。但是你不需要另外来憎恨犹太人。你不需要通过拳打别人的脸来打出自己一条路来。仇恨犹太人而轻易得来的满足是不必要的。不需要这样做，你仍旧可做个十足的非犹太人。好导演会这样对她评说她的表演。他会告诉她反犹太情绪让她演过头了。这种缺陷不亚于她正尽力要抹去的。他会告诉她，‘你已经是个电影明星了——你不需要反犹主义成为你优越信仰的一部分。’他会告诉她，‘你一那么做，就是画蛇添足，就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已经超过标准，你做得过多了。表演在逻辑上讲是太完善太闷气了。你服从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如此存在的逻辑了。丢掉它吧，你不需要，没有它会更好。’

“如果她追求的是贵族的气派——她可以自然归属进去的表演者所有的贵族气派——毕竟艺术是有这气派的。它不仅可以照顾到非反犹太的人，甚至也可以给是犹太族的人以方便。

“但是伊夫错在了彭宁顿，错在把他当作她的榜样。她到了加州，改了名字，让人倾倒，进入电影界，接着，在电影厂的压力之下，由它协助推动着，离开米勒，嫁给了这个默片明星，这位富有的打马球的真正的上层贵族，她从他那里得来了关于非犹太人的概念。他是她的导演。她就此差不多是永远地毁了。把另一个局外人当作你的榜样，你在非犹太人一事上的导师，这样她的扮演不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彭宁顿不只是一位贵族。他还是同性恋。他也是反犹太的。她学会了他的看法。她所要做的不过是离开她起步的地方，这没有错。不受过去的干扰将自己投入美国——这是你的选择。甚至把一位反犹太的人拉到身边也没有错。这也是你的选择。让人羞愧的是你没能勇敢地面对面抵御他对你的攻击，还把他的看法当成是你的。在美国，依我看来，你可以享受每一种自由，可就那一种不行。

“在我的时代，和你的时代一样，这类让犹太人把自己非犹太化的桑赫斯特学校，傻子都能学会的训练基地——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话——通常是常春藤联合会。记得《太阳照样升起》里面的罗伯特·科恩吗?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打拳，从来没想过他身上的犹太人成分，仍是个怪人，至少对欧内斯特·海明威来说是的。喔，伊夫的学位不是在普林斯顿，而是在好莱坞拿的，在彭宁顿指导之下。她选定彭宁顿因为他看上去很正常。就是说，彭宁顿是位如此夸张的非犹太贵族，她这个单纯的人——就是说，一个犹太人——竟不觉得他夸张，反以为他是正常的。而一位非犹太族的女人就会嗅出来，就能知道那件事。有伊夫智力的非犹太族女人不论有没有电影厂的安排都决不会同意嫁给他，她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于犹太族局外人而言，他是蔑视他们，有损于他们利益，又怀有恶意地高高位于他们之上的。

“她的事业一开始就存有瑕疵。她与她感兴趣的东西的通常典型没有自然相像之处，所以她饰演的非犹太人就是错的。她又年轻，就刻板地固定在那角色里，不能即兴表演。一旦表演定下来，从A到Z，她怕去掉任何一部分，怕就此毁了整出戏。没有自我反省，因此就没有可能做小的更动。她不是角色的主人。角色控制了她。在台上她无法演得更精湛。但是，在台上她也有她在生活中不常拥有的一种观念。

“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非犹太贵族，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装出对犹太人大为同情。狡猾点是这样的。做一名聪明成熟的贵族，就在于你不像其他人，你强迫自己去克服，或者是看上去克服了，对别人的轻蔑反应。如果需要，你仍旧可以私底下憎恨他们。但是不能心情不错轻松随意地和犹太人打交道，就会在道德上有损于真正的贵族称号。情绪良好又轻松——埃莉诺·罗斯福就是这么做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么做的。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么做的。犹太人对这些人来说不成问题。为什么会成问题呢?可他们对卡尔顿·彭宁顿就是问题了。而那就是她采取的一条道路，由此她陷身于那些不必要的敌视态度里。

“作为彭宁顿年轻的假贵族妻子，对她来说，可允许的文明的过失，不是也不能是犹太民族；她能允许的过失是同性恋。在艾拉出现之前，她没有意识到反犹太主义那一套有多么无礼，也不知道对她有多少伤害。伊夫以为，如果我恨犹太人，我怎么会是个犹太人呢?你怎么能憎恨你正是的东西呢?

“她不喜欢她自己也不喜欢她的样子。所有的人中，就伊夫·弗雷姆不喜欢她自己的样子。她自己的美丽正是自身的丑陋，好像那个可爱的女人生来脸上就横着一大块紫色疤痕。对生为这个种类的愤慨和气愤从没离开过她。她就像阿瑟·米勒笔下的纽曼先生，她也不是她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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