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和仪式（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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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变迁和仪式（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