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摄影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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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流行自杀”，这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很长时间我都记得这个神秘而独断的说法，信以为真—相信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杀，就像波特菲尔德有更多的斗殴和酗酒一样，自杀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有如市政厅上的炮塔。后来我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的态度变得怀疑和鄙视了，我争辩说，事实上诸伯利很少有自杀事件，数字肯定不可能超过平均数，而且我会向母亲挑战，让她列出来。她会在脑海里系统地沿着不同的街道历数：“—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时，他上吊了—他早餐后出去朝自己头部开枪—”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实。
如果算上我原来的老师范里斯小姐的话，有两起溺水自杀事件。另一个是马里恩·谢里夫，母亲和其他人会略带自豪地说：“哦，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一个哥哥酗酒身亡，另一个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马里恩自己走进了瓦瓦那什河。人们总是说她走进去的，而说到范里斯小姐的时候用的却是投河自尽。因为没有人看见任何当时的情形，差别只是两个女人本身的不同，范里斯小姐做什么事都冲动而激烈，马里恩·谢里夫则深思熟虑，不紧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里看起来的样子，挂在中学的主厅里，在装着马里恩·谢里夫女子体育奖的盒子上方，那是一个银杯，每年拿出来颁发给学校的最佳女运动员，刻上女孩的名字后再放回去。在这张照片里，马里恩·谢里夫拿着网球拍，穿着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领子上有两条深色的边。她头发中分，不合适地在鬓角处向后夹着；她体格结实，没有微笑。
“自然是怀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这么说，内奥米也说，大家都这样说，除了我的母亲。
“没有确实证据。为什么要给她抹黑呢？”
“有人让她陷入了麻烦，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确定地说，“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有一段时间，市政厅图书馆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我，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我选择了写谢里夫家族；他们家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让他们注定成为故事和传奇。我把他们的姓改为霍洛维，死去的父亲由店主改为法官。我从大量阅读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样，堕落和疯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来的样子写那位母亲，和我在圣公会教堂看见她时一样，她风雨无阻，憔悴而庄重，她的祈祷响亮如同喇叭。我把他们搬出他们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于《先驱导报》大楼后面，甚至现在，谢里夫太太还有整齐的草坪、没有杂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虚构的房子里，高高的像塔一样的砖房，狭长的窗子，有供车辆出入的通道，还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鸡、狗和狐狸的形状。
没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我写了一些片段，放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把它写下来的企图是一个错误；我所写的可能玷污了我头脑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处带着它—有关它的想法—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好人拿着的那种魔法盒；触摸一下，麻烦就消失了。我带着它，和杰里·斯多利在铁轨上走，他告诉我将来，如果世界继续存在的话，可以用电波激励新生婴儿，可以像贝多芬或是威尔第一样作曲，想做什么都行。他解释说，人类能够以合理的数量把智能、天赋、喜好和愿望内置到头脑中。为什么不呢？
“像《美丽新世界》一样？”我问他。他说，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从来不读小说。”
我想着小说的情节，感觉好些了；这似乎让他所说的话变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实的。他开始唱一首感伤的歌，带着德国口音，试图像鹅一样正步在铁轨上走，像我预料的那样掉下来。
“相信我，如果你所有可爱的魅力—”
在我的小说里，我去掉了长子，那个酒鬼；三个悲剧命运甚至对一本书来说也是太多了，我也驾驭不了。老二看起来温和、可爱，我对他不太了解；他长着雀斑的粉红的脸，没有戒备心，有点胖。他在学校受欺负，学不会算术和地理，每年只有一次开心的时候，就是被允许在金石门市场坐旋转木马，幸福地笑着。（这件事我当然是听福兰克·霍尔说的，那个大白痴，他过去住在弗莱兹路，现在已经死了；他总是被允许免费坐木马，整天玩儿，还会带着高贵的懒散向人们挥手，尽管在其他时候他从来不感谢任何人。）男孩子们会拿他的妹妹奚落他—卡罗琳！她的名字是卡罗琳。她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嘲讽，隐秘，把矮胖的网球手马里恩整个覆盖了。她是个女巫吗？色情狂吗？没有这么简单！
她任性，像叶子一样轻，在诸伯利的街上滑动，好像试图从看不见的墙上的裂缝中侧身穿过。她头发长而黑。她任性无常地把天赋挥霍在男人身上—不是那些认为她有资格的英俊的年轻人，不是阴沉的高中英雄、体育健将、习惯将征服写在热血的脸上的人，而是中年的疲惫的丈夫、在城里失败的生意人，甚至，偶尔还有变形的轻度精神错乱的人。但是她的慷慨大方挫败了他们，她伤心但愉快的肉体，呈剥了皮的杏仁色，让男人迅速消耗殆尽，留下死亡的味道。她是一个牺牲品，为性而伸展身体，躺在发霉的、不舒服的墓碑上，被推靠在粗糙的树皮上，她脆弱的身躯被挤压在畜棚的泥浆和鸡粪里，支撑着男人可怕的体重，但是是她，而不是他们，幸存了下来。
一天，一个男人来高中拍照，一开始她看见他被摄影师的黑布遮着，一团灰黑色破旧的衣服，在三角架、大眼睛、老式照相机的黑色折叠箱后面。他出来又是什么样子呢？黑头发中分，两侧向后梳，有头皮屑，狭窄的胸部和肩膀，薄而易剥落的苍白皮肤—尽管不整洁，病态，却有一种邪恶的流动的能量，一种灿烂又铁石心肠的笑。
他名不见经传。人们总是叫他摄影师。开着高高的方形车往返于乡间，车顶上有折叠的黑布。他拍的照片非同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在他拍的照片中，人们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征里看到与他们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轻鲜活的女孩和男人现出他们五十岁时才会有的憔悴、呆滞、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来好像孕妇，小孩则如同患了腺状肿疾病。所以他不是个受欢迎的摄影师，虽然收费不高。但是没有人拒绝他的生意；大家都害怕他。他的车沿路开过来时，小孩子会掉到壕沟里。但是卡罗琳追求他，在炎热的路上徘徊，寻找他，等待他，伏击他，把自己献给他，完全没有对其他男人的那种轻蔑、冷漠的服从，而是带着热切、希望和哭喊。一天（那时，她已经能感觉自己的子宫在小腹中像坚硬的黄色葫芦一样膨胀），她发现车在桥边翻了，倒在干涸的小溪旁的沟里。车是空的。他不见了。那天晚上，她走进了瓦瓦那什河。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她死后，她可怜的哥哥看着摄影师拍的他妹妹高中班级的照片，发现卡罗琳的眼睛是白色的。
我没有全部弄清楚这些事实，而是感觉它们多变而有力。
在这本小说里，我也改写了诸伯利，着重选取了一些特点，对其他的则予以轻描淡写。它变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败，充斥着没有粉刷的木板栅栏、破烂的马戏团海报、破落的市场、一直起起落落的选举。里面的人不是像卡罗琳一样瘦弱，就是胖得像气泡一样。他们的话语微妙莫测，含糊其辞，奇怪而愚蠢；他们的陈词滥调疯狂地噼噼啪啪。季节总是仲夏—白热化的酷热，狗躺在路边好像死掉了，高速路上气流像果冻一般战栗。但是，为什么—对事实琐碎的考虑会冒出来，偶尔，让我担忧—瓦瓦那什河怎么会有足够的水？卡罗琳不是漂着，弓着头，像月光一样赤裸，顺从地漂向河水深处，而是俯卧着躺在水里，就像是溺死在浴缸里似的。
所有的照片。事情发生的原因我大概了解，但无法解释；我期待一切能慢慢清晰起来。关键的是它对我是真实的，不是真的但却真实，仿佛是我发现而不是编造了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仿佛那个城市就紧贴在我每天穿行其间的这个城市的背后。
一旦我把他们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我对真的谢里夫家的人就不太关注了。精神病院的博比·谢里夫，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好像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看见他在诸伯利街上走，和人们聊天。我离他近到可以听到他轻柔恭顺、不慌不忙的声音，我观察到，他总像是新刮了胡子，扑了滑石粉，穿着高档衣服，个子矮小结实，悠闲自在地走路，带着无所事事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无法把他和我的霍洛威疯哥哥联系起来。
杰里·斯多利和我散步归来，可以清晰地看到诸伯利的景色，现在叶子落光了；以战争、女士、君主和开拓者命名的街道，以并非很复杂的形式呈现在眼前。一次我们在高架桥上走，一辆满载我们班同学的车从下面经过，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产生了一个仿佛来自外面的幻象，多么奇怪—杰里沉思着盼望着未来会消灭诸伯利和其中的生活，我自己悄悄计划着把它变成黑色的寓言，加入我的小说。城市，真正代表城市的人们，都在按汽车喇叭—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嘲弄走路的没有开车的人—从来不知道我们将他们置于怎样的危险之中。
在诸伯利的最后一个夏天，从七月中旬开始，每天早上，我九到十点总是走到城里。我会走到《先驱导报》大楼，看看它们的前窗，然后走回家。我在等待六月参加的考试的结果。结果会邮寄过来，但总是会提前一两天到报社，用胶带粘在前面的窗子上。如果早上没有邮来，就不会有了。每天早上，当我看到没有纸条，只是波克·蔡尔兹在花园里挖出的状如鸽子的马铃薯，立在窗台上，等待压扁变形的胡萝卜和巨大的南瓜加入进来，我感到暂时的解脱。我又有一天可以安然度过。我知道那些考试题我做得很糟糕。我被爱情耽误了，很可能得不到奖学金了，我们都期待着它能带我们离开诸伯利。
一天早上，我从《先驱导报》大楼回来，没有像平常那样走上主街，而是经过谢里夫家，博比·谢里夫站在门口向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早上好。”
“早上好。”
“可不可以到我家院子来吃块蛋糕？蜘蛛对苍蝇说，啊？”我想，他的礼貌谦卑但含有讥讽。“妈妈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了，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经起来了，就试着烤个蛋糕吧？”
他把大门敞开。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就跟着他走上了台阶。
“门廊这里很凉爽。坐这儿吧。要一杯柠檬水吗？我做柠檬水可是很拿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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