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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李斯的仓鼠哲学(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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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迁认为有道理,便派了一名使者前往大梁,赠送给廉颇骏马一匹和盔甲一副。

廉颇是个老江湖,一看赵迁的礼物,便明白这是想请他回去打仗。无论是出于对赵国的感情,还是作为一位武人的冲动,他对这一邀请都充满了期待。在拜谢了赵迁的好意后,他留使者跟他一起用餐,故意狼吞虎咽,吃了几大碗米饭和几斤肉。饭后还骑上赵迁赏赐的骏马,在门前跑了几个来回,对使者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国家效力呐!”

这名使者,不消说,已经被郭开收买了。他回到邯郸,对赵迁说:“廉老将军身体还是蛮硬朗,一次可以吃好几斤肉,可就是肠胃有点问题,跟下臣坐了半个时辰,竟然拉了三次大便。”

赵迁一听,半个时辰拉三次大便,肯定是没法带兵打仗了,当即放弃了请廉颇回来的念头。

这时,有人又推荐了驻守代地的大将军李牧,赵迁接受了建议,火速召李牧南下救援宜安。

李牧果然不同凡响,在宜安大破秦军,杀死桓齮。

另外有一种说法,桓齮战败后,畏罪逃亡到燕国,其妻子父母均在咸阳被处死,嬴政还悬赏千金收购桓齮的人头。为了掩人耳目,桓齮便更名为樊於期(其实也就是桓齮的谐音),在燕国太子丹的府上当了一名武官。关于樊於期与嬴政之间的恩恩怨怨,后面还会讲到。

攻略赵国的同时,嬴政还鼓励魏国向楚国发动进攻。

魏国与楚国之间的矛盾,在于原来宋国的淮北之地。嬴政向魏景闵王提出,如果魏国想夺取楚国占领的宋国旧地,秦国愿意出“四郡之兵”相助。魏国得到这一保证,果然向楚国发动进攻,结果可以想象,魏、楚两国打得不可开交,嬴政许诺的四郡之兵却一直没有出现。

专制思想的源头:韩非论法、术、势

公元前234年,正当秦军攻占雁门、云中之际,有一天嬴政将李斯召进宫,指着案头上厚厚的一摞竹简说:“你看过这些文章没有?”

李斯打开一看,只见其中一卷的标题是“孤愤”;再打开一卷,标题是“五蠹”;又打开一卷,标题是“说难”。他匆匆扫过那些竹简,对嬴政说:“这些文章下臣看过,是下臣的同门师弟韩非所著。”

嬴政喟然长叹:“如果能够结识此人,寡人也就不枉此生了!”

李斯说:“大王想见韩非?那是他的荣幸。下臣马上写一封国书,大王盖个戳,令韩王将他送到咸阳来便是。”

嬴政说:“这样的人才,只怕韩王不放。”

李斯笑了:“据下臣所知,韩非在韩国并不受重视。他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都没有被采纳。此刻,他正在家里坐冷板凳呢!”

嬴政也笑了:“那你赶紧写信,万一哪天韩王回过神来要重用韩非,对我秦国可是大大的不利。此人一篇文章,顶得上十万大军,寡人要好好用他。”

李斯听到这句话,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

当时,韩桓惠王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韩安。

如果我们回顾韩国的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委实乏善可陈。战国七雄中,秦、楚、齐等大国自不待言,魏国有过百年霸权,赵国有过胡服骑射,即便是燕国也有乐毅破齐的光辉史。唯独韩国,有如一碗温吞吞的白开水,让人喝得没滋没味。整个战国时期,韩国就没有雄起过,它的战国史就是一部被侵略史。到了韩安上台的时候,韩国的面积已经大大缩水,国家积贫积弱,局势非常危险。

作为韩国的公室子弟,韩非是很想改变这种状况的。他自幼口吃,不善于言辞,便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竹简上,多次上书韩桓惠王和韩安,希望韩国能够变法图强。然而这些信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韩非失望之余,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内外储》《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和李斯都被归于法家,而韩非更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

从理论上讲,法家思想分为“法”“术”“势”三派,主张各不相同。

“势”派以慎到为代表,认为势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慎到是赵国人,大致与孟轲同时代,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在慎到的思想中,势即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君王的才能不一定比别人高,但是因为他有权威,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叫人富,叫人穷,叫人贵,叫人贱,所以能够让别人为他服务。

“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申不害是新郑人,韩昭侯年间曾任韩国相国,他主张国君通过高超的手段来“玩转”政治,让臣下都围着国君转,让国君独断专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玩弄权术,强调的是手腕。

“法”派以商鞅为代表,主张通过制定和颁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严格执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韩非则主张法、术、势并用。

他指出,国君如果不懂权术就很容易被臣下蒙蔽,臣下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混乱,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工具。他分析商鞅治秦的得失,认为商鞅法令森严,赏厚刑重,使秦国得以富强,然而“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就是因为国君没有足够的权术来控制臣下。

除了驾驭臣下的术之外,国君还必须有势。韩非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权威和严法,让尧、舜挨家挨户去宣传政策,说服老百姓,统治不了三户人家。”

因此,只有法、术、势三者兼用并施,才能国泰民安,从而成就帝王之业。

韩非进一步提出,君主用法、术、势治理国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者通过个人的魅力来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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