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与柱（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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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尼向他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死。

她要拿化妆品。莱昂尼拿着镜子。

“这要花一个小时。”她说。

粉底霜、粉饼、眉笔、睫毛膏、唇线笔、口红、腮红。她很慢，手总是抖，但结果还不错。

“没用一个小时。”莱昂尼说。

她说是没用，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的是死。

他问过她要不要他去叫父亲。他的父亲，也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牧师。

她说为什么。

她只是差五分钟了，她自己预测。

他们坐在房子后面—洛娜和布伦登的房子—在一个小平台上，与巴拉德湾和格雷角的灯两相对望。布伦登起身把洒水器挪到另一片草地上。

洛娜只是几个月前才见到莱昂尼的母亲。一个娇小的白发女人，勇敢又富有魅力，她从落基山脉的一个镇来到温哥华，来看法国喜剧巡演。莱昂尼让洛娜和他们一起去。演出结束后，莱昂尼正展开她的蓝色天鹅绒斗篷，他母亲对洛娜说：“我很高兴见到我儿子的‘belleamie’[1]。”

“别那么夸张地用法语。”莱昂尼说。

洛娜甚至搞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belleamie”。漂亮的朋友？情妇？

莱昂尼越过母亲的头顶，对她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不管她说什么，都不是我的错。

莱昂尼在大学曾经是布伦登的学生。天生奇才，十六岁，是布伦登所见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数学天才了。洛娜事后想布伦登是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他对有天赋的学生有种不同寻常的慷慨。另外的原因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布伦登背弃了整个爱尔兰的一套—家庭、天主教会和伤感的歌曲—但却对悲剧故事情有独钟。毫无疑问，在光鲜灿烂的开端之后，莱昂尼经历了某种崩溃，不得不住院治疗，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布伦登在超市里遇到他，发现他就住在离自己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就在温哥华北部。他完全放弃了数学，在英国国教教堂的出版社工作。

“来看看我们吧。”布伦登说。他觉得莱昂尼看起来有些褴褛和孤独。“来见见我的妻子。”

他很高兴现在有家了，可以请人们来做客了。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莱昂尼对洛娜叙述时说，“我以为你会很可怕。”

“噢，”洛娜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妻子们都那样。”

他常在晚上过来看他们，那时候，孩子们都睡了。家庭生活的轻微干扰—婴儿的哭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布伦登有时不得不责备洛娜，任由玩具乱扔在草地上，没有放回沙箱；他从厨房叫她，问她买没买做金汤力酒的酸橙—这些都会让莱昂尼高高瘦瘦的身体和专注疑惑的面孔猛的一紧，发抖打战。这时，他需要停顿一下，才能转回正常的人际接触水平。每当他轻轻唱起《圣诞树》和《哦，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时，都会微笑，或者说在黑暗中，洛娜以为他笑了。这种微笑在她看来就像四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在公共场合对妈妈小声说出有点恼人的言论时，露出的微笑。一个秘密的小微笑，令人愉快，但又有些让人警觉。

莱昂尼骑着他高高的老式自行车上了山坡—这个时候，除了孩子以外，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他不会换掉白天工作穿的衣服。深色裤子，白衬衫，袖口和领子总是看起来又脏又旧，系着平常的领带。他们去看法国喜剧时，他在外面加了一件粗花呢的夹克，肩太宽，袖子又太短。也许他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我为少得可怜的薪水卖命，”他说，“我甚至都不是在上帝的葡萄园[2]里。是在大主教的管辖区。”

而且，“有时我想我是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可笑的是，我不喜欢狄更斯。”

通常他说话时头会稍微倒向一边，目光注视着洛娜头上某处。他的声音轻柔而敏捷，有时因为神经质的兴奋而有点儿尖利。他讲什么话都带点惊讶的语气。他讲到他在大教堂后那座楼里的办公室。小小的哥特式高窗和刷清漆的木制品（给人教堂的感觉），帽架和伞架（不知为什么给他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打字员詹妮和教堂新闻编辑潘福德太太。还有心不在焉的大主教会偶尔如幽灵般出现。詹妮和潘福德太太有关茶包的争执仍未平息，詹妮喜欢茶包，而潘福德太太不喜欢茶包。大家都大声咀嚼秘密的食物，从来不分享。詹妮吃焦糖味奶糖，莱昂尼自己则喜欢甜杏仁。潘福德太太的秘密享受他和詹妮还没有发现，因为她不把包装纸扔在废纸篓里。不过她的上下颌总是偷偷摸摸地忙个不停。

他提到他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谈到在秘密吃东西这方面，医院很像办公室。普遍的秘密。但是区别在于，在医院里，时不时会有人来把你绑起来带走，按照他的说法，把你接到电源插座上。

“那很有趣。事实上疼得要命，但是我无法形容。这就是诡异之处，我能记得却无法描述。”

因为医院的这些事件，他说他的记忆力下降了。总是忘记细节。他要洛娜讲讲她自己的故事。

她讲起和布伦登结婚前的生活。讲起在她长大的小镇上，有两座挨在一起的一模一样的房子，前面有条小溪叫作染溪，因为以前针织厂的染料水流到里面，让它带上了各种颜色。房子后面是一片野草地，女孩子们不能去那里玩。她和父亲住其中一座房子里—祖母、比阿特丽斯姑妈和表姐波莉住另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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