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火种（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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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志1922年在上海找到陈独秀想入党，被陈独秀婉拒，陈独秀把朱德归为军阀。朱德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但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3。南昌起义背后的偶然与必然

蒋介石教会了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认识，共产党人运用枪杆子、认识枪杆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但是从当时来看，八一南昌起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就是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枪杆子的厉害，蒋介石枪杆子的厉害，而自己也必须拿起枪杆子来，但是怎么拿？

当时一个枪杆子都没有，怎么办？

大革命失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来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与共产党人完全翻脸了，在武汉的中央和所有的革命力量只有从武汉沿江而下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昌起义就是中央各种力量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廷沉默不表态。

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米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周恩来7月25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坚决主张把暴动区域选在南昌——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同意李立三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国焘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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