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 张居正搏杀高拱（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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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大关系。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有不错的名声。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1567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

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裕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其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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