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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过得也很快。我知道,天气开始愈来愈热时,我就会碰到若干新的情况。我的案子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这一轮将于六月底结束。开庭进行公开辩论时,外面的太阳正如火如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审讯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补充说:“再说,到那时,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您的案子并不是那一轮中最要紧的一桩。在您之后,紧接着就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钟,执法人员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间阴凉的小房间,我们坐在一扇门旁候着,隔着门,可以听到一片谈话声、叫唤声、挪动椅子声,吵吵嚷嚷的,使我觉得像本区那些节日群众聚会、音乐演奏完之后,人们就一哄而上,清理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的一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谢绝了。不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另一个法警接我的话茬说:“这倒也是。不过,见多了就累得慌。”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大门,带我走到被告席上。整个大厅,人群爆满。尽管窗口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透射进来,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很闷热了。窗户仍然都关着。我坐下来,两名法警一左一右看守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陪审员,但我说不清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何区别。我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电车上,对面坐位上有一排不认识的乘客,他们审视着新上车的人,想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什么可笑之处。我马上意识到我这种联想很荒唐,因为我面前这些人不是在找可笑之处,而是在找罪行。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并不大,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厅里拥挤着这么多人,这真有点使我头昏脑涨。我朝法庭上望了望,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我现在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整个大厅的人挤来挤去,全是为了来瞧瞧我这个人的。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来到法庭上,我总算明白了,我就是眼前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表示惊讶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炒作的结果。他给我指出坐在陪审员席位下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说:“他们就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也瞧见了他,并向我们走来。此人年纪不轻,样子和善,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很热情地跟法警握了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见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道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也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坐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有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仍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来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做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在此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了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而且偏偏直奔这个地方呢?”我说纯属偶然。检察官着重强调了一句,语气阴坏阴坏的:“暂时就说这些。”接着,事情进行得有点凌乱,至少我有这种印象。经过一番私下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则推迟到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他们就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午饭。这一切进行得匆匆忙忙,没有花什么时间,待我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庭了。一切都又重来一遍,我被带进同样的大厅,面对着同样那些面孔。不同的只是大厅里更加闷热了,就像发生了奇迹一样,每个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与一些记者,都手执一把草扇。那个年轻的记者与那个瘦小的女士也已在座,但这两人却不扇扇子,而是仍然一言不发地紧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与处境。检察官问他我的妈妈对我是否常有怨言,他说是的,但又补充说,经常埋怨自己的亲人,这差不多是养老院的老人普遍都有的怪癖。庭长要他明确指出妈妈是否对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一事有怨言,院长也回答说是。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作补充说明。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对此,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是指什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说是指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他说,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寂静无声,庭长要养老院院长确认所讲的就是我,院长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这就是法律。”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目光如此扬扬得意,朝我一扫,使得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

《局外人最经典一句话》三(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