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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又空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在疼痛、恐惧、呻吟和临终喘气中过去。甚至那太平间也不再顶用了，那个地方太小啦。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就在夜里死去了。他们死得太快，那些护士简直来不及应付。

可是有一天，房门忽然敞开，有辆担架车推了进来，那担架上直挺挺、喜滋滋地坐着那个苍白瘦弱、满头卷发的彼得。利贝廷护士满面春风地把他推到原先的床位上。他是从垂死病房里送回来的。我们早就以为他已经死了。

他朝四周望了一望：“现在你们该怎么说啦？”

这一下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经历。

逐渐地，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准许站起来了。也给我发了一副拐杖，我可以一跛一瘸地走来走去了。不过我也很少去使用，因为我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受不了艾伯特的瞪视。他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眼色紧盯着我。因此我有时候就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可以走动得比较自由了。

下面一层，都是腹部和脊椎受了伤的，头部受了伤的，还有两腿或两臂都已经被截掉了的。右侧住的是伤了下颚的，中了毒气的，还有鼻子、耳朵和脖颈受了伤的。左侧是瞎了眼的，肺部受了伤，骨盆受了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胃部受了伤的。到了这里，一个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人身上到处都可以中弹咧。

有两个人破伤风死了。他们脸色发白，四肢僵硬，到最后，只有他们的一双眼睛还活着——久久地活着。很多受伤的人，他们被打碎的四肢临空荡在吊架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在那里。每隔两三个小时，便将容器倒空一次。还有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用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的一头。我看见肠子受伤的，肠道里面常常塞满了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X光照片，拍的是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一个人无法理解，在这样支离破碎的躯体上面，居然还有着人的脸，而生命依然在那里一天天地运行着。而这里还不过是一所医院，也仅仅是一个部门——在德国有成千上万，在法国有成千上万，在俄国也有成千上万。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所有能够写出来、做出来或者想出来的一切将是多么没有意义啊！那就必然都是些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几千年的文化都还没法制止这种血流成河，制止这种成千上万个苦刑监狱存在的话。单是一所医院，就可以显示出战争是个什么样了。

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岁。可是对于人生，却对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之外一无所知。我看到了不同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然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跟我同样年龄的人，这里还是那里，在全世界，全都看到了这些事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也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立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给以说明，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战争那样一个时代来临，他们会指望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限于死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由于腹部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了。近几个星期来，他有了好转，居然能够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了。

好几天来，他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那个小家庭里写信给他，说她已经攒了些钱，足够支付路费，要来探望他了。

她早已启程，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到来。莱万多夫斯基吃东西也没有味道了，连红甘蓝煎香肠也只尝了两三口就送给了别人。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里打转，那封信每个人都早已看过十来遍，邮戳也不知道给验看过多少次了，而地址则由于油垢和指印，几乎难以辨认了。结果，肯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起烧来，他只能回到床上去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她也把他一起带来了。可是，莱万多夫斯基的心里，却老是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他曾经希望等他老婆来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可出去一次，因为事情很清楚：见面固然很好，但是一个人在分别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重新遇到了他的妻子，要是正好有这个可能，他需要干一些其他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跟我们花过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何况也没有人认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我们中间有些已经能够出去的人，告诉他镇上有两三处万无一失的偏僻场所，广场和公园，那里不会有人去干扰。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咧。

可是那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啊，莱万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西线无战事名言》10（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