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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听了。贝格撒腿就走，想要把那畜生抓回来，或者把它一枪打死。半年以前，他才不管这种事咧，那时他很理智。我们试着拦阻他。后来，他还是毅然走了，我们只能说：“你疯啦！”也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疯狂症的发作，如果你不能把那个人摔在地上，而且把他紧紧扭住，会变得很危险。而贝格身高一百八十厘米，是整个连队身体最强壮的人。

他是实实在在地疯了，因为他非得穿过火力网不可。可是在我们头顶上到处守候着的这道闪电，却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狂。别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狂吼，奔跑，有一个人还试着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头去。

这样的情况固然往往是假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征兆。本来要去结果那条狗的贝格，自己在骨盆上受了伤，被抬回来了，而去抬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抬的时候，小腿肚上中了一颗子弹。

缪勒死了。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他活了半个小时，头脑非常清醒，感觉十分痛苦。临死之前，他交给我一只皮夹，还留给我一双长筒靴——正是当年克默里希留给他的那一双。我就拿来穿上了，因为穿在脚上正合适。等我死后，这双靴子归加登所有，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们总算能把缪勒安葬了，但是他不大可能不受干扰地安眠很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往后撤。那边，英军和美军新开到的生力团队太多了。罐头咸牛肉和白面包也太多了。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然而我们却在消瘦和挨饿。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大富翁，痢疾却使我们的肠子阵阵作痛。茅坑蹲架上始终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又灰又黄、又惨又瘦的脸，看看这些蜷曲的人形，腹痛把他们身体里的血都给绞出来了，由于疼痛他们的嘴唇哆嗦着，甚至扭歪着，彼此苦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们的炮兵连队停止了炮击，因为炮弹太少啦，而且炮筒也磨损得那么厉害，目标瞄不准，弹片太分散，有时甚至会掉到自己头上来。我们的马匹也太少了。我们的生力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他们连个背包也背不动，可就只知道去死。这样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对打仗一点也不懂，就是一个劲往前冲，让自己被打死。单是一个飞行员，开一次玩笑，就把他们两连人都劈劈啪啪打光了，那时候他们刚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没听说过有所谓隐蔽这回事。

“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而且大多数还要辛辣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哗变和诽谤污蔑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正直坦率，实事求是罢了。因为在军队里，就是有很多欺诈、不义和卑鄙下流。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在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前线，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不是都算不了什么吗？

坦克已经从一个嘲笑的对象变成一种严重的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爬过来，对我们来说，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向我们这边发射密集炮火的大炮，我们并没有看见，敌军步兵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这些坦克却是机械，它们的履带旋转奔驰，宛如战争一样无尽无休，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了弹坑，随后又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呼吼咆哮、喷吐浓烟的防弹装甲，一群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碎压烂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那薄薄的皮肤底下人都萎缩了，要抵御它们的庞大的重力，我们的胳膊不过是一根根稻草，我们的手榴弹也只能算是一根根火柴。

炮弹、毒气烟雾和坦克群——碾碎，腐蚀，死亡。

痢疾、流行性感冒和伤寒——哽塞，烧灼，死亡。战壕、医院和群葬墓——其他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在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伯廷克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每一个情况危急的场合，他总是出现在最前面。跟我们相处了两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因此到最后事情还是非发生不可。我们据守在一个坑穴里，被团团围住了。油或是汽油的恶臭，跟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就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可以够得到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法退避的。

我们向他们开火。可是他们却越逼越近，事情看来不妙了。伯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那坑穴里。当他看到我们打不中他们，因为在猛烈的火力下我们不能不多方考虑到设法掩蔽，他便抓起一支步枪，爬出坑穴，卧倒后，用臂肘撑着，举枪瞄准。他发了一枪，就在这同一霎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他仍然卧倒着，重新瞄准，他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瞄准目标，最后才砰地打了一枪。伯廷克一松手，枪掉了下去，说了一声：“好。”便滑回坑穴里。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打头的那个中了一枪，倒了下去，软管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滑了出来，那火往四面八方喷射，这个人就被烧死了。

伯廷克胸部受了伤。过了一会儿，一块碎片又把他的下巴给削掉了。就是这块碎片，还有足够的力量撕裂了勒尔的屁股。勒尔一边呻吟，一边用一条胳膊支撑着，血冒得很快，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正像一根逐渐流尽的软管，两三分钟过后他就颓然倒下了。他在学校里是一位那么出色的数学老师，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处呢？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个流血最多、情况最惨的季节。一天一天的日子，好像那不可思议地立在毁灭的圆环上面的披金穿蓝的天使。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一场战争我们失败了。关于这件事，大家谈得并不多，我们只是往后退，在这一次大进攻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发动什么攻势，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兵员，再也没有什么弹药了。

然而，战役还是在进行着，死亡还是在继续着……1918年夏天，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最起码的生活。我们营房周围草地上那红艳艳的罂粟，草叶片上那滑溜溜的甲虫，又暗晦又阴冷的房间里那暖和的夜晚，薄暮时分那黑乎乎、鬼森森的树木，星星和潺潺的流水，幻梦和悠悠的睡眠——啊，人生啊，人生啊，人生！

1918年夏天，从来没有像我们重上前线的一瞬间那样需要默默无言地忍受。关于停战与和平的沸沸扬扬、激动人心的谣言到处流传着，它搞乱了我们的心，使得重上前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难了。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来没有比炮轰的时刻更为痛苦、更使人胆寒了，那时候发白的脸伏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着唯一的念头：不！不！不能是现在！不能是现在这最后的一刹那！

1918年夏天，在烧焦了的战场上掠过的希望的微风，焦急、失望的狂热，最使人痛心的死亡的恐惧，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不来一个结束？又为什么这个关于结束的谣言却在沸沸扬扬地流传？

这里有那么多飞机，飞得都很安稳，它们追捕一个一个的人，正像追捕一只一只的野兔似的。对付一架德国飞机，至少会飞来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对付战壕里一个饿着肚子、疲乏无力的德国兵，会冲来五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敌军。德国这边有一条军粮面包，那边却有五十听罐头肉。我们不是被打败的，因为作为战士，我们更为优秀，更有经验。我们根本是被压倒的优势力量挤垮、逼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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