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和女孩(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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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养狐狸的。就是说,他在围栏里,养殖银狐。秋冬时分,狐狸的皮毛是最好的,他把它们杀了,剥了皮,卖给哈德逊海湾公司,或者蒙特利尔皮毛交易商。这些公司送给我们的英雄挂历,厨房的门上一边挂了一个。寒冷的蓝色天空,黑色的松林,变幻莫测的北方河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头顶羽毛的冒险家插上英格兰国旗,或者法兰西国旗,健壮的野蛮人弯着腰做搬运的苦力。
圣诞节前几个礼拜,爸爸晚饭以后都要在地下室工作。地下室的墙刷成白色,照明用的是工作台上一百瓦的灯泡。我和弟弟莱尔德坐在最高的台阶上,看着。爸爸把狐狸皮剥下来,把里面翻成外面,要是忽略沉甸甸的毛的骄人重量,那么仅仅是皮的话,看起来分外小,分外简陋,倒更像老鼠。光溜溜的身体都被放进一个大口袋,扔进垃圾堆。有一回,爸爸雇来的帮工,叫亨利·贝利的家伙,挥起口袋朝我扔过来,嘴里说着:“圣诞礼物!”我妈妈觉得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实际上,她厌恶整个剥皮的过程—杀掉,剥皮,皮毛的预处理。她希望不要在家里做这种事儿,屋里会有味道。把反过来的狐狸皮铺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爸爸开始小心翼翼地刮,清除血管上凝结的细小血纹,脂肪泡,血的气味,以及动物脂肪。狐狸身上强烈的原始味儿弥漫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镇定的季节性的味道,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
亨利·贝利的支气管有毛病,他会不停地咳嗽,咳嗽,一直咳到瘦长的脸变得猩红,带着嘲弄的淡蓝色眼睛充满泪水。然后,他便去把炉子的盖子掀开,退后几步站好,喷出大团的浓痰来—嗖—直接扑进火焰中心。我们对这种表演赞不绝口,还会赞美他能随心所欲地让肚子咕咕叫,还有他的笑声充满了尖锐的哨音,以及潺潺的水声,把他胸腔内一切系统故障都囊括其中。有时候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大半可能就是在取笑我们。
上床以后,我们仍然能闻到狐狸的味道,听到亨利的笑声,不过,这一切提醒我们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渐渐消沉下来,在楼上陈腐的冷空气中飘浮。我们惧怕冬天的夜晚。我们不害怕屋外,尽管冬天是这样的时节,风吹成的雪堆绕着我们的房子,像入睡后的鲸鱼;而来自深埋的田野和结冰的沼泽地的狂风,整夜袭扰我们,仿佛一群凶险而又不幸的老怪物在大合唱。我们害怕的是屋里,我们睡觉的房间。那时候,房子的楼上还没有修好。砖筑的烟囱在一面墙上砌了起来,地板中间是一个方形洞口,旁边一圈木头栏杆,这里是修楼梯的地方。楼梯井的另一边,则是谁也不会再用的东西,一卷竖放的军用油毡,一辆柳条编的婴儿车,一个放蕨类植物的篮子,有了裂缝的陶瓷罐和陶瓷盆子,一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画,看起来十分悲惨。莱尔德刚刚能听懂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住在那里的,都是蝙蝠和骷髅;一旦有人从二十英里外的乡下监狱里跑出来,我就想象他不知怎么从我家窗户进来了,就藏在油毡后头。不过,我们自有保证安全的办法。灯亮的时候,只要不越过那块被当成卧室分界线的磨坏了的地毯,我们就是安全的;灯熄灭的时候,除了床以外,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不得不跪在床头,用尽全力伸手够灯绳,关上灯。
黑暗中,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我们狭小的救生筏上,唱着歌儿,凝视着楼梯井透出来的微光。莱尔德唱《铃儿响叮当》,他随时随地都在唱这首歌,也不管是不是圣诞节。我唱的是《男孩丹尼》。我喜欢自己的声音,轻柔、恳切,从夜色中缓缓地升起。这会儿,我们能分辨出结霜的窗户的高大形状了,阴森、惨淡。每当我唱到“当我死去,就这么死去……”,便不自主地浑身战栗,不是因为冰冷的床单,而是因为一阵舒坦的情绪几乎要让我沉默下来,“你将会跪下,祈求,天上的福哉马利亚……”什么是福哉马利亚?每天我都忘记去查查。
莱尔德唱着唱着就睡着了。我能听到他漫长的、心满意足的轻快呼吸。提醒我了,这是我最完美的私人时间,也许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我紧紧地用被子裹住自己,继续给自己讲故事,讲我夜复一夜给自己讲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我长大后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仿佛发生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而我生活的真实世界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真正的战争离我们的朱比利如此遥远,这个现实着实让我沮丧)。我射杀了两只狂暴的狼,在它们试图威胁校园安全的时候(老师们恐慌地躲在我的背后)。我神采奕奕地骑着一匹好马,走在朱比利的大街上,答谢小镇居民对我的感激之情,大概是因为某种我还没想出来的英雄事迹(小镇上,没有人骑马的,除了橘子节游行的时候,金比利骑过马)。在我的故事里,却总是骑马、射击,尽管我实际上只上过马背两次,而且还没有马鞍,因为我们家没有马鞍。而第二次我直接滑了下来,掉在了马蹄下,马平静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千真万确学过射击,只是什么都没有打中过而已,就连篱笆上搁着的罐头盒也没打中。
狐狸活着的时候,住在爸爸为它们筑造的空间里,被一排高高的护栏围住,像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大门到了夜晚便上锁。这座小镇的街道两边,是大块大块坚固的畜栏。每一座都有一扇真正的门,人能进出。顺着金属线用木板搭了一道斜坡,让狐狸们跑来跑去。还有窝,一个留着气孔的布箱子,这就是它们睡觉、过冬、生宝宝的地方。吃饭喝水的盆子都拴在金属线上,从外头就可以方便地倒空、清理盆子。盆子都是用旧罐头盒做的,斜坡和窝则是旧木材的零头废料做的。一切都设计精巧,井井有条;我爸爸是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他在独轮车上装了一个锡桶,用来给畜栏带水。夏天的时候,狐狸每天要喝两次水,这事儿由我负责。早晨九到十点,另一回则是晚饭后,我用水泵把桶里装满,经过谷仓把车推到畜栏去,在那儿我停下车,把喷壶倒满,沿着街道走。莱尔德也会来,拿着他的小乳酪盒,还有绿色的园艺罐,罐里盛得太满,一碰到腿,水就洒在了他的帆布鞋上。我拿的是真正的喷壶,是我爸爸的,虽然我拿着它,只能装到四分之三满。
所有的狐狸都有名字,名字都刻在一块锡板上,挂在它们门口。它们的名字不是出生时取的,而是第一年被剥皮后幸存下来,放进繁殖群以后取。爸爸取的名字,就叫王子、鲍勃、沃利、贝蒂。我取的名字,都是星星、土耳其人,或者莫琳、戴安娜。莱尔德取了一个名字叫莫德,是他小时候爸爸雇过的一个姑娘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哈罗德,是他学校同学的名字,另外一个叫墨西哥的,他没说为什么。
取名字并没有让它们变成宠物,或者类似宠物的情况。除了爸爸以外,没有人进过畜栏,而他两次因为被咬血液中毒。当我给它们送水的时候,它们在畜栏里自己走出来的小径上来回奔跑,偶尔吠叫—它们把叫声都留给了夜晚,那时候它们有可能集体发了狂。但它们总看着我,眼神热烈,成了它们尖尖的、恶毒的脸上清澈的金光。它们长得很漂亮,有优雅的四肢,贵族式沉甸甸的尾巴。后背亮丽的毛皮上散落着暗色的斑点,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叫银狐的缘故。不过,它们最漂亮的还是脸,异常尖锐,散发出来的是全然的敌意。还有它们金色的眼睛。
除了送水,除草的时候,我也要帮爸爸。畜栏中间长出来各种藜属植物,还有花儿已经盛开的钱麝香。爸爸用长柄镰刀砍,我则用耙子把杂草堆起来,然后他拿干草叉把刚砍下来的草都扔到畜栏顶部,给狐狸降温,给它们的毛皮遮阴,因为如果日晒过度,毛的颜色会变成深棕色。除了我们手上的活儿以外,爸爸不和我聊其他的。在这点上,他和妈妈全然不同,妈妈只要高兴,什么事儿都告诉我,比如她小时候狗的名字,她长大一点后,和她约会的男孩名字,当时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以及她现在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了。而爸爸,他的想法和故事都是私密的,我在他面前很羞涩,永远不会问他什么问题。然而,我会欣欣然在他眼皮底下干活,感觉颇为自豪。有一次,一个饲料推销员到畜栏里和他说话,我爸爸说:“我想让你见见我新雇的帮手。”我转过脸,拼命地耙草,激动得脸都红了。
“耍我。”推销员说,“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草砍掉以后,似乎突然就到了下半年。清晨,我走在残梗上,便注意到了秋天那变红的天空以及渐近的静默。我推着车子走出大门,挂好了锁,天便要黑了。某晚正是这个时候,我看见爸爸妈妈在说话,他们站在一小块高耸的地上,我们称为跳板的地方,就在谷仓前头。爸爸刚从屠杀房里回来,还戴着他那块血迹斑斑的、硬邦邦的围裙,手里拎了一桶剁开的肉。
在谷仓前看见妈妈,是件奇怪事儿。她不经常从家里出来,除非是要干活,比如,出来晾洗好的衣服,或者到花园去挖土豆。她在四处打量这个地方。她粗笨的腿光溜溜的,从来没有被太阳晒黑过,围裙还挂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洗晚饭的碟子,肚子那儿湿淋淋的。她用一块手帕扎住的头发掉出来好几缕。早上她总是这样扎头发,说她没有时间好好梳头,于是整天其实都这样扎着。不过,她说的也是真话;她的确没有时间。最近这些天,我们家后廊上堆的都是篮子,从镇里买回来的桃子、梨、葡萄,自家种的洋葱、西红柿、黄瓜,都等着要做成果冻、果酱、蜜饯,或者腌成咸菜、辣酱。厨房的炉子里终日点着火,瓶子在滚开的水里叮当作响。有时候两把椅子之间搭一根杆子,挂一个棉布包,用来挤压黑蓝的葡萄果浆做果冻。我也被分派了任务,坐在桌子边,剥掉浸泡在热水里的桃子的皮,或者切洋葱,切得我眼睛生疼,泪水直流。活儿一做完,我就跑出家门,试图在我妈妈想起来再叫我干什么以前,就跑出我耳力所及的范围。我讨厌夏天闷热黑暗的厨房,讨厌绿色的百叶窗和捕蝇纸,讨厌破旧的油布桌,讨厌摇摇晃晃的镜子和崎岖不平的油毯。妈妈太累了,没有精力和我说话,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水在她的脸上流淌,她心里永远在数数,指着那些瓶瓶罐罐,要倒几杯糖。对我而言,家里的活儿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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