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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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

早上待在医院地下室内，后来去看我们的加里·库珀，蒂利克医生。他诊断我得了扁桃体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来上班。我已经完全失声了。

来医院上班后这么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气：“你这么娇弱，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贵族？”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2月20日，星期二

空袭。

2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空袭特别严重，警报开始响时，我仍在旅馆。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尽量往下走；碰见文奇·温迪施—格雷茨、玛莎·普罗奈、波托茨基母子、萨佩哈夫妇、艾蒂·贝希托尔德和她母亲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聋，爆炸声和玻璃粉碎的声音仿佛没完没了。

警报解除后，我和维克多·施塔勒姆贝格一起走到环市道路上，因为听说列支敦士登王宫被炸了。快抵达时，已瞧见王宫的屋顶不见了，不过建筑的其他部分似乎损坏并不严重。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散落在王宫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烧，不时发出小爆炸声，显然是机上的弹药。机上的组员几乎全死了，只有一个人设法弹出飞机，却被卡在一座屋顶的尖塔里，双腿都被切断。路人告诉我，空袭期间从头到尾都可以听见他凄厉的尖叫声，却没有人敢离开掩蔽壕；等他们把他救下来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继续往下走。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宫廷剧院附近，尚未爆炸，整个区域都被封锁起来，但我们仍然照常经过，并没有多想。整座城硝烟弥漫，隔着环市道路，我们旅馆对面的卡尔广场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窟窿。

2月22日，星期四

声音仍极沙哑。自从上次空袭后，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我必须走路去上班，得花两小时。

2月23日，星期五

晚上留在医院过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让我用她摆在她老板书房里的行军床。

2月24日，星期六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军床上睡了一夜。在医院里过夜比每天来回走数里方便多了。

蒂利克医生叫我去当他的助理，因为我在药局代班的那位护士即将回来上班。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们的政治医官，负责整饬职工士气。每个星期一，无论工作有多忙，我们都必须去小教堂听政治训话。我报到的那一天，他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讨论“战争进入第五年身为护士的责任”；基本要义：别太富同情心，因为多数病患都在装病；医生必须严格，因为前线需要所有能够动员的人；不过，若观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应该出面干预。他同时透露一位护士曾经替一位负伤士兵——是她已阵亡儿子的朋友——打了一针，令他暂时残废的药，他因此不必再被调回前线，结果，“她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无能为力，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选择，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必须作战到底！……那番话听起来好冷酷，从此我没有再去参加集会，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当借口。我一直以为迟早会惹麻烦，但蒂利克医生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

护士长则表示，可能派我去帮神经科主治大夫奥尔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点古怪，不过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看来我的命运仍未定。

今天正准备回家，警报又开始响起。和朋友们一起晚餐，饭后梅利·克芬许勒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请了一位查理·库恩兹[27]风格的爵士钢琴乐手表演，非常棒。熬到很晚，一边啃培根肉，一边听他演奏。

2月25日，星期日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街上挤满人潮。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从郊区涌进城中心，因为据说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体；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几百个人遭到活埋。大部分进城的人都来自劳工区，得徒步走几个小时。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这顿饭经过精心准备，因为主客是嫁给住在德国占领波兰境内罗兹一位德国百万富翁的赫兹太太；他们希望能从她那里打听到旧家的消息。食物美味极了，甚至还有鹅肝酱。

我现在吃的东西不是医院里淡得像水的汤，便是偶尔在旅馆里享受的大餐。如果我的粮票能维持久一点该有多好！每个月过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艾格尼丝护士偶尔会喂我吃蛋酒，那是专门为重伤患调的；幸好他们对蛋酒的兴趣都没有我大，所以总会剩下一些。

过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宫医院内担任手术护士的西西·维尔切克来看我。我们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后出去散长步。星期三被击落的那架美国飞机，残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宫前面，不过大部分零件已被捡拾纪念物的人拎走了。结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从门口冒出来，交给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风琴，他说他也打算离开维也纳，“不再回来！”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成了所有想躲苏联军队、离开维也纳的人的财务托管人。反讽的是，其实真的应该躲苏联军队的人是我！等轮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还很难说），这些东西还不是得全部扔掉。

后来我们巧遇另外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格察·安德拉西。他说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她拒绝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维尔切克王宫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回家上床睡觉；现在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晚上几乎都不出门。

2月26日，星期一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亚家族产业内的家人寄给他们一只鹅，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许勒家烤了它。虽然我们总共有五个人，不过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平常我们都营养不良。

“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父亲死了，他是奥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我发现曾经统治过奥地利帝国的上一代贵族，和现在这一代在遭到瓜分后、毫无前景可言的小国环境下长大的贵族之间，有天壤之别。后者基本上乡气很重，就算腰缠万贯，也几乎不会讲任何外国语言，而且都没有住在国外的经验。虽然他们也挺可爱，但一般来说都是轻量级人物，很少具有这一代优秀德国人才货真价实的学养；在柏林我就认识很多那样的德国人。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其各种后果（如种种强制性服军役、劳役等）以及马上接着爆发的大战，当然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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