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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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美国飞机坠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园内，院方派了几名职员去把机上组员抬回来；他们只找到四个人，另一个人不见了。
我们奉命清除善后，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砾之间蹒跚踯躅。我将接替其职位的那个女孩歇斯底里发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袭，不得不躲进一间小屋内。我先让她回家，然后继续捡拾炸烂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点时，我决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从楼上朝街心扔下来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一辆军用汽车停下来，把我送到维尔切克家；我本来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结果她父亲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手，让我撑回布里斯托尔旅馆，由萨佩哈夫妇接手照顾我。他们说我的伤口触目惊心。
现在日子变得很难捱，因为城里已停水几个星期。旅馆如何继续供应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也没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没灯，西西送给我的圣诞蜡烛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经常摸黑坐在房间里练习手风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满一层碎玻璃。现在我都搭便车去医院。虽然不容易搭到车，不过我眼明脚快，连续两次拦下同一辆军用汽车，后来那位驾驶答应以后会注意找我，因为他每天都会经过我走的路线。彼得·哈比希也答应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车借给我，因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车。有了单车我就可以独立了。
再度发生空袭，但未造成灾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袭持续了五个小时，但未造成损害。敌机从意大利飞来，一直飞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乔吉寄来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闻社工作，同时继续在科技学校念书。他建议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国人会说这是“隔岸救火”的建议。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维也纳城内！……不过乔吉当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酱瓶装满水回房间；虽然旅馆每天会在房客的盥洗池里放一小杯水，不过因为空气里满是烟尘，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着空袭期间在医院里洗澡，不过现在这么做已变得太危险，我不敢了；况且就连医院里都缺水。所有战俘，包括那批飞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只要还能走动，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虽然大家都知道池里的水污染严重，仍照用不误，甚至用来煮饭。卫生标准每况愈下，护士亦开始接种霍乱疫苗，因为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不过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多想或担心。
我即将搬去维尔切克家住。西西下周将与她的医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汉西是预备军官，虽然负伤，仍须留守城内，直到苏军攻来。至少他能提供我苏军进展的最新消息。已开始运送行李到赫林街。
工作人员终于挖出一条路，通到赛马俱乐部坍塌的地窖内，并开始掘出尸首。那股臭味令人作呕，留在鼻内几天都不散。通常我都骑自行车绕到史蒂芬大教堂，避开那条街。
3月26日，星期一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昨天我和卡里·维尔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昨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报响了。空气中烟尘弥漫，太阳已下山，我们坐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教堂石阶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尔会过来向我们报告敌机的方位。
上个星期六，卡里叔叔告诉我，当萨佩哈夫妇终于获准携带财产（是他们从波兰逃出来时，用一辆卡车运来的）离开维也纳时，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车上还有些空间，可以带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宫内的东西走。卡里叔叔马上带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过去装车。等他们离开之后，他盘点了一遍。波托茨基家族的兰卡特城堡内拥有世界闻名的瓷器、家具及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名画等，全是他们家族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凡尔赛宫遭掠夺时廉价购得的。多亏戈林出面干预，这些宝物才安全抵达维也纳。不过，卡里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说，被萨佩哈夫妇的卡车载走的那批东西，却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响乐队乐器！当然这些乐器也算得上是18世纪的古董，不过你可以想象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开箱时的表情……
3月27日，星期二
在医院里出了糗：我替几名士兵颁授勋章，却不知道只有院长才有权利颁奖。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这件事必须立刻办！结果院长气坏了，因为他把这种事看得很认真。
回家途中，看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汽车停在圣米歇尔广场上；他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夫。我吓了一跳，手里抱的东西都掉了，因为这里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不怕死。他虽在匈牙利出生，却持有克罗地亚护照，因为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罗地亚驻马德里大使，后来投奔同盟国，他因此受到拖累，刚被克罗地亚外交部解雇。格察来接西西，如今却困在维也纳城内，必须等找到足够的汽油后才能启程。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布里斯托尔拿我的手风琴，回来时想试另一条捷径，结果那架该死的手风琴就在我经过赛马俱乐部时掉了下去，我弯腰去捡，却撞见停在瓦砾堆前的一辆卡车。那地方还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抬起头，赫然看见卡车后面装满没绑紧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里伸出一个女人的两条腿，虽然还穿着鞋，其中一只鞋的鞋跟却掉了。
格察载我回医院，我发现西塔·弗雷德的情绪极怪异。她溜进我办公室，悄声对我说，她有话不吐不快：自从手术病房被炸毁后，病患床位变得非常挤。以前地窖里有所谓的“水疗单位”，这是奥地利人的发明，非常有用，里面摆了很多澡缸，让脊椎受伤的病患日夜躺在温水里，甚至让他们睡在水里，从来不移动；不仅可以防止骨髓渗出骨头，同时能减轻许多痛苦。以前我常去那里探望一位俄国战俘；他非常年轻，伤势严重，整天都在哭。我希望用母语跟他交谈可以让他好过一些，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吹口琴，感觉好多了。可是自从停水后，我们必须把这些病患抬回干床上。有一名塞尔维亚人不知染上何种坏疽症，味道非常难闻，不可能让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间病房内，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让其他八张床空着。医生早就放弃他了，可是他一直撑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经过“秘密会商”，现在决定让他“解脱”。西塔刚才发现这件事，情绪很坏。她带我去看他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走到他床边，她掀起被单，让我看他已变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费力气就可以用手指戳进他肉里。他一直用询问的眼光看我们，好可怕！
下班后格察来接我，我们把车开到卡伦山坐了一会儿，整理思绪，然后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告别；她终于可以离城了。接着到布里斯托尔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我在去旅馆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用一台小独轮手推车推一具棺材，上面写着“冯·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赛马俱乐部的受难者。我推着自行车从他身旁绕过，快要碰到他袖子时才想起来应该问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里买的？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在线阅读》1945年1月至9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