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楹旅馆（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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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还没遇到威尔的时候，女人们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盖尔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边，在褪了色的蜡染窗帘后面。盖尔像以前一样，开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缝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挂满了珠子，还散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她们聊着关于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经离开的男人。谎言、不公、冲突，还有那最常见却最恐怖的背叛—让人听到的时候除了浑身发抖地笑，简直别无他法。男人们都要说些蠢话：“真抱歉，我不想再坚守这段婚姻了。”他们还想把车子和家具卖给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们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得意洋洋雀跃不已，因为他们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轻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们自己的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残忍又幼稚。除了赶紧放弃他们，你还能怎么做呢？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也为了保护自己。
这种乐趣盖尔很快就厌倦了。咖啡喝得太多会让人皮肤暗沉。而且，女人们之间开始暗地里较劲，因为她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报纸私人广告栏刊登了广告。盖尔把“和朋友喝咖啡”换成了“和威尔的妈妈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情绪反而平静下来。她有时在门上钉一张纸条，这样就能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早点脱身。（她的店员唐纳达正在度假，重新雇一个太麻烦了。）
去歌剧院了。
去精神病院了。
去储备点麻布和灰。
其实这些不是她自己的发明，而是早先威尔写的。那时当他们想上楼待着时，他常常写了贴在她门上。盖尔听说很多人都不欣赏这种无礼的行为，比如那些开车走很远的路来买婚纱的人，那些从外地来买上大学时穿的衣服的人。可她不在乎。
在克莉塔的阳台上，盖尔得到了安慰，她似乎稍微有了点儿盼头。和很多严重酗酒的人一样，克莉塔总是喝同一种酒—她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而且觉得换别的酒很好笑。不过，她会给盖尔来点儿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兑苏打水，还介绍她喝龙舌兰酒。“这简直是天堂。”盖尔有时候会说。她指的不仅仅是酒，还有阴凉的阳台、带篱笆的后院，以及后面的老房子。房子里装着百叶窗，配有涂着清漆的地板、高高的使用不便的橱柜、年陈日久的印花窗帘。（克莉塔鄙视装修。）威尔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克莉塔也是。威尔第一次带盖尔来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那种漫不经心与礼节的并存，那种对旧书和旧餐具的敬意，那些威尔和克莉塔习以为常去谈论的荒谬事儿。还有她和克莉塔不去谈论的事情—威尔的背叛、克莉塔的疾病。这病让她的四肢看起来像是消失在黝黑皮肤里的小树枝，在挽在脑后的白发衬托下，双颊深陷。她和威尔有着相同的猴子似的面孔，上面是一双恍惚嘲讽的深色眼睛。
克莉塔反而去谈她正在读的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她说，黑暗时代之所以蒙昧，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从中学习，而是根本没法记住学到的东西，这全怪那些名字。
“卡德瓦拉，”她说，“艾格弗里斯，这些读出来根本就不像名字。”
盖尔试图记起哪个时代或者哪个世纪是黑暗时代，不过她的无知并没带来尴尬。因为克莉塔一直在拿这个话题打趣儿。
“埃尔弗兰德，”她一边说，一边拼读出来，“什么样的女主人公会叫埃尔弗兰德？”
克莉塔给威尔写信的时候，很可能会写到埃尔弗兰德和艾格弗里斯，但不会写到盖尔。她不会写“盖尔穿了套灰色绸缎的夏季睡衣，身材很好，看起来很漂亮，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就像她不会跟盖尔说：“我对那些爱侣很是怀疑，仔细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都让我怀疑他们的脑袋还没觉醒。”
最初见到威尔和克莉塔的时候，盖尔觉得他们像是书里的人物。步入中年的儿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心满意足。盖尔看到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生活，既荒唐又令人羡慕，至少表面上看带有一种单身者的优雅和安全。现在盖尔仍然这么想，尽管实际上威尔并不总住在家里，而且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同性恋。他离开好几年了，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为国家电影局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才放弃一切，回到沃利做了一名老师。他为什么放弃那一切呢？各种原因吧，他说。到处都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人、事业扩张，让人筋疲力尽。
盖尔是70年代的一个夏天来到沃利的。她那时的男朋友是个造船工人，她则售卖自己做的衣服—带贴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衬衫、颜色亮丽的长裙。冬天到来的时候，她在作坊里面找到了活儿。盖尔见识到了进口的斗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厚袜子。她发现当地的女人都在织毛衣。有一天，威尔在路上拦住她，请她帮忙挑选自己在话剧里要穿的戏服—那出话剧叫作《我们牙齿的外壳》。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温哥华。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威尔，以防他看到她身体健康、皮肤粉嫩、额头开阔，会觉得她是组建家庭的合适人选呢。她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当时她和男朋友要从桑德贝搬到多伦多，在他们忙着把家具搬进借来的小货车里时，家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大人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却足以杀死只有七周大的婴儿。在那之后，盖尔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将来很难怀孕，也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威尔欣赏她。他是这么说的。他连一句“真悲惨”都没有说，也没有拐弯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盖尔自己的责任。那时他们逐渐熟识。他觉得盖尔勇敢慷慨、机智聪明、充满才华。她为他设计制作的戏服不可思议、无可挑剔。盖尔觉得他对她、对她生活的看法带着一种感人的天真。对她来说，自己根本不是那种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虑绝望，很多时候都是在洗衣服、为钱发愁，觉得哪个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亏欠了他。那时盖尔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威尔，但她喜欢他的样子—他强健的身体那么挺拔，看起来比实际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他充满弹性的、泛灰色的头发。盖尔喜欢看他排练，或者看他跟学生说话。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走过学校大厅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他家里愉快的异国情调，他和克莉塔的生活—这一切都让盖尔感觉似乎有人在某处受到了特别的欢迎，而那个地方，她可能无权进入。那时，这都不要紧—她占着上风。
那么，她是几时失去上风的呢？从他们同居后、他习惯了和她睡在一起？还是从他们大费力气在河边修建小屋，而她竟然比他还擅长干那些活儿？
她是不是那种觉得总要有人占上风的人？
有一次，散步时盖尔走到了前面。威尔说：“你的鞋带开了。”就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让她充满了绝望，仿佛是在提醒她：他们已经跨越到了一个昏暗的国度，在那里他对她无比失望、极度蔑视。她最终会绊倒并勃然大怒—他们会度过充满绝望的日日夜夜。接着终于突破困境，甜蜜和好，开开玩笑，稀里糊涂地宽慰起来。于是，他们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她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如此。但是，平和的日子越来越多，危险都已隐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早已开始期待去和别人交往—桑迪，在他看来新鲜而又令人愉快，就像当初的盖尔一样。
很可能威尔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他从没有太多地谈起过桑迪—桑德拉—她是去年参加一个交换项目来到沃利的，来看看加拿大的学校如何教授戏剧。他说过，她是一个年轻的土耳其人，还说，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对土耳其人的这种叫法。很快，她的名字仿佛带上了电或是某种危险。盖尔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些信息。她听说，桑迪在班上当众对威尔提出质疑，说他正在搞的戏剧“毫无意义”，也可能是说“毫无新意”。
“但他喜欢她，”威尔的一个学生说，“哦，是的，他真的非常喜欢她。”
《九丑日女命不能公开的秘密》蓝花楹旅馆（第1/5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