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的记忆（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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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华一间旅店的房间里，年轻的梅里埃尔戴上她白色短款的夏日手套。她穿着米黄色亚麻裙子，头上扎着薄薄的白色围巾。她那时还是黑头发。她微笑起来，因为想起泰国的诗丽吉王后说过的话，或者杂志中引用她的话。援引的引语—诗丽吉王后援引巴尔曼[1]的话。
“巴尔曼教会了我一切。他说：‘永远戴白色手套，那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她为什么要为这话笑呢？这似乎只是一句轻声的建议，既荒唐又包含无穷的智慧。她戴着手套的手很有型，但看起来柔弱得像小猫爪一样。
皮埃尔问她为什么笑。“没什么。”她说，接着告诉了他原委。
他问：“巴尔曼是谁？”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葬礼。为了能准时赶上早晨的仪式，他们昨晚就从温哥华岛的家里乘船过来了。从结婚之夜算起，这是他们第二次住酒店。他们现在外出旅行总是带着两个孩子，找迎合家庭需要的不太贵的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也不在了，但那都是他们认识前发生的事。去年皮埃尔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男生合唱，念十六世纪葬礼的悼词。那个人六十五岁上下，他的死只是让皮埃尔和梅里埃尔觉得有点吃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难过。他们觉得，在六十五、七十五或八十五岁去世都没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葬礼是另一回事儿。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以来最好的朋友，与他同龄—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在西温哥华一起长大—他们还记得西温哥华在狮门桥建造以前的样子，那时它就像个小镇。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一起造了一条小划艇，在丹达瑞夫码头下水。大学期间，他们分开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工程，皮埃尔学古典文学，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历来相互鄙视。不过那以后的数年间，他们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乔纳斯没有结婚，有时来看望皮埃尔和梅里埃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会拿这些开玩笑。乔纳斯选择的职业在他父母看来很靠谱，曾引起皮埃尔父母无声的嫉妒，但是，皮埃尔结了婚，谋到了一份教职，承担起平凡的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和工作。他似乎总是在试用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转过正，至于女孩子—至少听他说—总是与他处于某种试用期状态。他上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在温哥华北部，他在辞职或是被解雇之后继续留在那里。“经双方同意，中止雇佣关系。”他写信给皮埃尔说，补充说他住在高级人士住的酒店里，有可能会找一份伐木的工作。他还在学习开飞机，考虑做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他答应等现在的经济纠纷处理好以后来看望他们。
梅里埃尔希望他别来。乔纳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上把被子扔到地上，需要她去捡起来。他不让皮埃尔睡觉，半夜三更还陪着他聊十几岁时候的事，或者更早的事。他管皮埃尔叫“尿头发”[2]，小时候的绰号，提到别的老朋友时，他叫他们“臭水池”、“博士”或“捣蛋鬼”，从来不喊他们的名字—斯坦、唐、里克，都是梅里埃尔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粗暴地卖弄般地回忆一些事情的细节，梅里埃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好笑（在老师家的前门台阶上点着一包狗屎，一个老头缠着他们这帮男孩，出五美分要他们脱掉裤子）。而如果谈话转到现在，他会变得很气愤。
当她不得不问皮埃尔宣布乔纳斯的死讯时，她既感到抱歉又感到震惊。抱歉是因为她从来不喜欢乔纳斯，震惊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第一个离世的熟人。但是皮埃尔似乎并不吃惊，也不特别伤心。
“自杀。”他说。
她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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