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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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只管问吧！时间是空间的一种功能？抑或相反？抑或两者原本是一回事？这可走得太远了！时间在行动，具有活动性，能够“产生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变异！这时不再是那时，此地不再是彼地，因为在它们中间有了运动。然而，由于人们用来计量时间的运动又是循环往复的、自我封闭的，这样的运动和变异差不多同样可以称为静止不动；因为那时不断地在这时重现，彼地不断地在此地重现。再者，人们不管怎么拼命动脑子，也想象不出一个有尽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便只好下决心将时间和空间都“想成”是永恒的和无穷的——人们显然认为，这么想尽管并不真的很好，却也差强人意。可是，确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与无穷，是否意味着在逻辑和计量上否定一切有限和有穷尽呢？相对而言把它们贬低成了零呢？在永恒中可能有先后吗？在无穷中可能有并存吗？就算不得不承认永恒和无限这个前提，那么距离、运动、变化乃至仅仅是宇宙中有限物体的存在等等概念，又如何才能与之谐调起来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可以一个劲儿地问下去！

汉斯·卡斯托普也正为类似的问题绞尽脑汁；还在上山之初，他的脑子便已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这些玄妙的问题似乎格外敏感，一度非常爱发牢骚和钻牛角尖。他问自己，问好性子的约阿希姆，问老早已让厚厚的积雪盖住了的山谷，尽管从任何方面，他都看不出可以得到近乎答案的希望——至于哪一方面让他最失望，却很难讲。他之所以向自己提出问题，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约阿希姆呢，他更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感兴趣，诚如汉斯·卡斯托普那天晚上操着法语所说的，他一心只想着下山当兵去；为了实现这个时而向他靠近又时而愚弄他、疏远他的愿望，约阿希姆作着可谓艰苦卓绝的斗争。新近他好像已打定主意，要最后决一死战。可不是嘛，这位善良的、耐心的、诚实的、心中只想着报效国家和遵守纪律的约阿希姆，他近来真叫怒不可遏，恨透了那个所谓的“加夫基等级体系”[1]；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所定的标准，下边的化验室测定并标明患者带菌的等级，也就是根据化验物中是只有少量的细菌还是非常非常多，来确定“加夫基指数”，一切的一切全看这个数字的高低。因为它准确地表示出了患者康复的希望有多大；根据它，也不难断定他在山上还要呆的月数或年数，从为期半年的短暂访问直至大伙儿爱讲的“无期徒刑”。后面这个讲法，从严格的时间意义来判断，其实又经常没有什么意义。上面说了，约阿希姆对“加夫基等级体系”气愤之极，公然宣称不相信它的权威——不是完全公开的，不是直接地冲着上边的人，但是却当着他表弟的面，甚至在进餐的时候。

“我烦透了，我不让人继续把我当傻瓜，”他大声说，黝黑的面孔涨得通红。“十四天前我的加夫基指数为二，小事一桩；今儿个变成了九，细菌简直挤都挤不下了，甭再提下山。鬼才明白是怎么搞的，真叫人受不了。顶上那所‘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躺着个家伙，一个希腊农民，被人从阿卡狄亚送来的——论病情已毫无指望，害的是奔马痨，每日每时都可能进太平间，可他一辈子在痰里从来没查出过细菌。相反那位胖胖的比利时上尉——他已经康复出院——他在刚来时加夫基指数倒是十，细菌简直成群成堆，虽说他只有一个小小的空洞。让加夫基见鬼去吧！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即便这样做我会死！”约阿希姆真的这么说了；而看着一个温和、稳重的年轻人竟然如此激动，大伙儿都感到痛心。约阿希姆扬言要不顾一切地下山去，使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想起他听见谁用法语说过的一席话。不过他没有吭声；他难道也能以自己的忍耐给表兄树一个榜样，就像施托尔太太似的？施托尔太太确实告诫约阿希姆别那样犯上抗命，劝他不如逆来顺受，学习学习她的忠诚；她卡洛琳娜·施托尔就是靠这种忠诚坚持住在山上，忍痛放弃了在康施塔特的家中做家庭主妇的职责和权利，为的只是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健康的妻子，重新回到丈夫的怀抱里去。不，汉斯·卡斯托普不能，何况在过了狂欢节以后，他对约阿希姆老感到内疚——也就是他的良心老对他说：尽管他们从未提及，可约阿希姆肯定知道那件事，肯定将它看作是跟背叛、怯懦和不忠差不多的，尤其是面对那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听见那动辄便爆发出来的哧哧笑声，闻到那橘子味儿的香水气息的时候。一日五次，约阿希姆处于这种香味儿的冲击之中，但每次都是规规矩矩地垂下眼睑去死死盯住面前的汤盆……可不是嘛，就在约阿希姆对他的那些关于“时间”的思考和观点的无言拒斥中，汉斯·卡斯托普也感觉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庄重，因而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责备。

至于那积雪很深的冬天的山谷，汉斯·卡斯托普同样也躺在他那舒舒服服的靠椅上，向它提出了他那些超验玄虚的问题；只不过它的山坳、山色、山脊连同褐绿与浅红混杂在一起的重重森林，都默默无声地立在时间里，让世间的静静流逝的时间包裹着、缠绕着，在深蓝色的天穹下时而闪闪发光，时而云雾弥漫，时而让落日映得通红，时而让月华照得发出蓝幽幽的光，如同金刚石一般——不过一切全在雪中，从长长的然而又是倏忽即逝的六个月以来就是如此，以致所有的疗养客都声称，他们不能再看雪，已经对雪产生了反感，因为夏天就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眼下日日夜夜还是只看见雪，雪堆、雪山、雪原，已经非常人所能忍受，已经窒息着精神与心灵。于是，人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绿的、黄的、红的，与其说是保护眼睛，不如说是保护心脏。

山谷和群峰埋在雪中已经六个月了吗？已经七个月！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正继续前进——这是指我们的时间，我们花来讲故事的时间，可也指汉斯·卡斯托普和他的病友们在山上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早已成为往昔的时间；时间带来了种种变异。一切都顺顺当当地在完成、在实现，就像狂欢节那天在从达沃斯坪返回疗养院的路上，汉斯·卡斯托普快嘴快舌地作了预言，招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快一样。他当时说：夏至尽管还不是近在眼前，可复活节毕竟已穿过白皑皑的山谷，四月正在行进，圣灵降临节已经在望，春天很快就会到来，融雪天——不是所有的雪都会融化，南边的北峰上，北边的岩隙深涧里，不用说总会有雪残留下来；不过也不会没有变化，而是在夏季里每个月都会少掉一些。只不过这新的一年的开始，预示着卡斯托普的生活在短时间里会出现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在狂欢节的晚上，他从舒舍夫人手里借了一支铅笔，随后在原物奉还时又接受了人家送的另一件东西作为留念，并将这件纪念品时时揣在怀里，从那会儿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星期——也就是比汉斯·卡斯托普原来打算来山上呆的时间还多一倍。

的确，从卡斯托普结识舒舍夫人，从他比忠于职守的表兄晚了许多才回自己房间去的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从紧接着舒舍夫人就离开了疗养院的第二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她这次离开是暂时的，只是要到高加索以东极边远的达吉斯坦去呆一段时间。舒舍夫人的离去只是一次暂别，只是临时性的，她还打算回来——不论迟早，她还愿意回来或者也必须回来，对此汉斯·卡斯托普已经吃了定心丸；不是在我们已转述的法语交谈中作了直接的口头许诺，而是接下来我们保持缄默，中断了我们讲述的时间之流，让纯粹的时间成为主宰的那段间歇，使卡斯托普心中有了底儿。总之，年轻人在回到第三十四号房间之前，确实已得到保证和放了心；因为他第二天没再和舒舍夫人搭一句腔，甚至几乎没再见她，除了两次离得远远的以外：一次是吃午饭的时候，她穿着蓝呢裙和白色羊毛衫，在餐厅的玻璃门哐啷一声响过以后，步履轻盈地最后一次走到自己的桌边，叫卡斯托普看得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要不是恩格哈特小姐在旁边严密监视，他肯定会用双手将脸蒙起来；另一次，是下午三点在舒舍夫人启程的时候，他没有去大门口参加送行，而只是站在走廊的窗前，远远地目送着她离去。

类似的送别场面，汉斯·卡斯托普在住进疗养院以后自然经历过几次了：楼门前的平台边上停着雪橇或者马车，车夫和佣人正将旅行箱捆到车上，一群疗养客——都是那位已经康复或者未曾康复而准备回到平原上去生活或者等死的患者的朋友——甚或也有一些仅仅是趁机丢下工作出来闲散闲散的疗养院员工，聚集在大门前；临了儿出现了一位穿着礼服的院方代表，有时候大夫们也亲自露露面，往后才轮到被送别的疗养客本人出场。此人在多数情况下都兴高采烈、和蔼可亲，一个劲儿地向好奇地围着他的人和送别的朋友们挥手致意，为开始冒险之行而处于精神高度亢奋状态……眼下走出来的却是舒舍夫人。只见她怀抱鲜花，满脸堆笑，身着长长的、滚着毛皮边饰的粗呢旅行外套，头戴大皮帽，由她那位瘦削的同胞布尔津陪伴着；这位先生打算送她一程。她看上去也满面春风，跟所有出院者一样——只因为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然不管是经过医生同意才离开的，或者仅仅是厌烦了、绝望了，因此甘冒风险；也不怕问心有愧，擅自中断了住院疗养。她双颊绯红，不停地讲话，看样子多半讲的是俄语；与此同时，她的双膝已让人用毛皮毯子紧紧裹了起来……在场的不只有舒舍夫人的同胞和同桌进餐的熟人，还有其他许多疗养客，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憨笑着，露出了胡子背后的大黄牙；送给她的花束更多了，老姑妈献上了她习惯于称作“小茶点”的俄罗斯果酱；女教员也挤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那位曼海姆来的乐师——这老兄站得远远的，眼里充满了哀愁。当他那阴郁的目光顺着大楼往上扫视，在走廊的窗口里发现卡斯托普时，就痴痴地停在了他身上……宫廷顾问贝伦斯没有露面；显然他已借其他机会，私下与离去的美人儿话了别……终于，在周围挥着手的人们的呼叫声中，马群拉动了雪橇；舒舍夫人的上身因为惯性往后一沉，靠到了软垫上，却再一次微笑着，拿她那一双斜眼飞快地扫视着“山庄”大楼，就在这一刹那，她看见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脸……卡斯托普面色苍白，急急奔回房中，跪到阳台上，为的是从那儿再看一眼响着铃铛、沿着山路向着谷底的“村子”驶去的雪橇。随后他倒在椅子里，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那件纪念品，那件信物。它这次不是一根棕红色的小木棍儿，而是一块镶了框的薄薄的玻璃片；你得把它对着亮光，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原来里边藏着一帧克拉芙迪娅的透视片，虽然没有面孔，但上身那纤细的骨骼，那柔软莹洁的肌肤，还有那乳峰，都表现得出神入化，历历可见……

从那以后又流逝了一些时光，产生了一些变化；而在这段时间里，卡斯托普曾无数次地注视这小小的透视片，把它按在嘴唇上亲吻。举例讲变化之一，就是习惯了克拉芙迪娅·舒舍远远离开之后在山上开始的新生活，而且习惯得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快：山上的时间原本就是这么安排的，就特别适合于习惯的培养，哪怕仅仅是对于不习惯的习惯。一日五次进餐时哐啷哐啷的摔门声再也听不见了，也没有人应声走进餐厅里来；而今，舒舍夫人已到千里之外的不知什么地方摔门去了——这样一个癖性与她的存在、她的疾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就跟时间与空间里的物体融合起来了一样：那也许就是她的病，除此没有别的意义……她是见不到了，不在了；但对于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来说，她同时又是个看不见的存在——这个疗养院的精灵。他在那放纵的甜蜜的时刻——平原上没有任何歌曲能配上它，怎样都显得平淡无奇——认识了她、占有了她。九个月来，他的心是多么不平静，她的那帧由光影幻化成的小像无时无刻不珍藏在他心中。

那天晚上，他颤抖的嘴唇一会儿操着法语，一会儿操着德语，既像神魂颠倒又似碍难启齿，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些大胆越轨的想法：有建议，有劝诱，有疯狂的计划和决心，然而都理所当然地统统遭到了拒绝——说什么他要陪她去高加索，要跟踪她，在她随心所欲地选定的下一个居留地等候着自己的守护神，以便再也不与她分离，诸如此类的信口雌黄，想入非非。从那个大胆越轨的时刻，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实际得到的只是那帧小小的透视片，以及一种近乎实在的可能性而已：舒舍夫人可能第四次回到疗养院来，或迟或早，全看给予了她行动自由的病情作出决定。可是，迟也罢，早也罢——汉斯·卡斯托普到时候必定“早已远走高飞”。这在告别的当儿又一次被提了出来；须知，类似的预言本无多少意义，反倒叫人更加难堪，要是他认识不到，对某些事作出预言并非真的为了这些事发生，倒是想让它们别发生，就像人们在念咒语时想的一样。这类预言家告诉未来应该变成什么模样，实际上以此对未来进行嘲讽，令未来羞于真的变成那个样子。在那次我们已转述的交谈中以及事后，如果说汉斯·卡斯托普的守护天使曾称他是一个“（肺上）有浸润点的柔弱的资产者。”——意思跟塞特姆布里尼常常挂在嘴边的“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差不多——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混合体内哪一种成分更强有力，是资产阶级少爷呢或是别的什么……守护天使也不曾考虑到，她自己已多次去而复来，汉斯·卡斯托普同样可能适时地重新住进疗养院，尽管他仍然呆在山上毫无疑问是为了不必再来：跟许多别的人一样，汉斯·卡斯托普留在院里的意义仅在于此，明白无误。

狂欢之夜的一个讥讽性的预言倒是应验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体温曲线很不妙；它猛地凸起来一个高峰——在画这高峰时卡斯托普尚带着过节的感觉——随即又稍稍落下去了一点，最后又向前延伸，形成一片只呈现微小起伏、远远超出通常水平的高原。这是在发高烧，其程度之严重和时间之持久，按照贝伦斯顾问的说法完全与院里早先的诊断对不上号。

“看来您的病比我们估计的要重得多，朋友，”他说，“喏，打打针吧！会对您有效的。三四个月后，只要按照院里吩咐的去做，您就会健康得跟水中的鱼儿一样。”

于是乎一周两次，即星期三和星期六，汉斯·卡斯托普早上一散完步就去楼下的诊疗室，接受注射。

两位大夫亲自替他打针，一会儿是这位，一会儿是那位。贝伦斯顾问更显得手法老练，即在进针的同时已开始挤压药水，而且根本不管针扎在什么部位，所以有时候痛得卡斯托普要死，针眼周围还淤成一个硬块，火辣辣的久久不肯消退。这且不算，注射还严重影响他的整个肌体，动摇他的神经系统，每次都像进行完一场剧烈运动一样。这，据贝伦斯顾问说正好证明了注射的药力。这药力甚至还表现在暂时会增高患者的体温；情况也确实如此，而且在药典中明文规定着，没有什么意见好提。注射进行得倒是很快，只要触到你的身子，反掌之间药水就灌到了你的皮下，不管是大腿或是手臂。有几次，贝伦斯顾问正好情绪没让烟草破坏，心情开朗，在注射的时候卡斯托普也有意提起话头，和他闲聊上那么几句：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次和您一起喝咖啡是多么的愉快，宫廷顾问先生。那是去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在昨天，或者稍微早一点，我还对表哥提到……”

“加夫基指数是七，”贝伦斯顾问却说，“最后测定结果。可小伙子却硬是不肯彻底根治。他还从来不曾像最近这么使我困惑，令我痛苦，竟然要求马上下山回部队去，这个小毛头。他冲我嚷什么‘一年零三个月’，活像在山上已熬过了几千几万年似的。他要出院，等等等等——他对您是否也讲过？您该好好开导开导他，从您的地位出发着实劝劝他！他要是早早地下山去吞咽包围着府上的雾气，那就肯定完蛋。这样一个丘八不需要多少脑子，可您却要稳重一些。您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您该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在他做傻事之前。”

“好的，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同时抓住话头不肯放松。“只要他一发牢骚，我就会劝他；我以为他会恢复理智的。不过，他所看见的那些例子，并非总是很好的，相反倒有害。老是有人出院，有人回到平原上去，我行我素，未得到院方真正的同意，却都那么高高兴兴，就像真的康复了似的，这对意志薄弱者不能不是一种诱惑。例如前不久……还有谁最近走了呢？一位太太，‘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舒舍夫人呗。据说上达吉斯坦去了。噢，达吉斯坦，我不知道那儿气候怎样，总归比北方海边上好一些吧。不过在我们看来那儿仍然是平原，尽管照地理书上讲也有许多山；在这方面我的知识说不上渊博。一个尚未痊愈的人，在那样的地方怎么活下去呢？那儿的人缺少起码的常识，谁也不了解我们山上的规矩，不懂该怎么静卧、怎么监测体温。另外，她顺便向我提起过，她反正还会回来的——您问我们怎么会谈起她？——是的，当时我们在花园里遇见了您，顾问先生，如果您还记得的话；确切地说是您遇见了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我还知道并且能向您描绘出我们当时坐着抽烟的是怎样一条长凳。我想讲的是我在抽烟，因为我的表兄是不抽的，真不可理解。而您当时也正好在抽烟，于是我们便用自己的牌子相互敬了一支，据我这会儿回忆起来——您的巴西烟我觉得味道挺好，只是在抽时必须像对付小马驹似的有耐性，我想，否则就会够受的，就像您当初一连抽掉两支进口货，胸口憋得简直想跳舞一样——情况就这么好，让人忍不住发笑。附带说一下，最近我又让人从不来梅给我寄来几百支玛利亚·曼齐尼；我抽这种牌子已经上了瘾，它在所有方面很对我的胃口。只不过一加上关税和寄费，价格贵得实在可观。要是您过些时候能对我提出点有力的论据，顾问先生，我便可能下决心终于改抽本地烟。在商店的橱窗里，我已看见有些牌子很不错——后来，您允许我们参观您的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今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一次巨大的享受——我简直惊叹莫名。您竟用色彩作那样的冒险，要我是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的。可不，我们也看到舒舍夫人的肖像，看到了那处理得绝妙的肌肤——请允许我说，我为之倾倒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画上的人，只听说过她的名字，见过她的样子。在那以后，临到她就要离开疗养院，我才总算结识了她本人。”

“您说什么！”贝伦斯顾问应道。那惊愕的样子，要是允许我回顾一下过去的话，就跟汉斯·卡斯托普在第一次体检前对他讲，他也有点儿发烧一样。除此而外，贝伦斯没有再说什么。

“是的，确实如此，”卡斯托普肯定地说，“根据经验，在这儿山上人们要相互结识也实在不容易。然而天赐良机，舒舍夫人和我在最后时刻走到了一起，交谈了……”汉斯·卡斯托普透过牙齿缝吸了一口气；药水注射进了他的皮下。“呼——！”他把气吐出来。“您肯定是不注意扎着一根主神经啦，顾问先生。噢，是的，是的，痛得简直要命。谢谢，按摩一下好多了……我们在一起谈了起来。”

“是嘛！——嗯？”顾问点了点脑袋，问道。他那表情就像等待着对方给他一个赞许的回答，同时又颇有经验、满怀信心，相信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赞许似的。

“我估计，我的法语有点蹩脚。”汉斯·卡斯托普有意回避，“我哪能说那么地道的法语呢？不过事到临头人总会有点办法，我们后来总算谈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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