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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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是作为「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特辑」之一的，因述其经过，以留纪念。

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年）十二月间，我连续接到陈正祥先生几个电话，他说：明年四月是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我们得及早筹备一个象样的纪念特辑。因此，我于五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特约陈正祥、夏德仪、戴炎辉、赖永祥、曹永和诸先生集会商讨；当日，正巧中村孝志教授来看我，所以也就请他出席参加。

会谈开始以后，我以召集人的地位，首先表示意见。我坦诚报告，这件事的主动者是陈正祥先生；就我们（指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来说，是所谓「有可无不可的」。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为什么「可以不做」？因为我们毕竟是台湾银行的研究机构，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台湾经济；即如我们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目的也在帮助台湾经济的研究，而非纯为台湾历史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做「纪念」工作，不算失职。又为什么「可以做」呢？这因郑成功对台湾的关系太大了，尤其在举国推崇郑成功的今天，我们即使「做了」，想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们「多事」的。惟其如此，我的主张：我们不做则已，做则一定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千万不能走上「赶热闹」或「交账」的「魔道」。其次，讲到纪念的日期，按照规定，是郑成功登陆台湾本岛的那一天（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说三十日）。但时间太逼，恐筹备不及；「纪念论文」的发表日期，可否延到荷兰人投降的那一天（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

大家同意，于是进而讨论如何纪念。首先提出的，是在第十三卷第一期（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出版）的「台湾银行季刊」上，出一「纪念特辑」。特辑的内容，除了郑成功年谱的编撰与郑氏文献的分类编目外，我们希望能有十篇研究郑成功（包括郑氏祖孙三代）的专门著作，有系统地分为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等。我还自告奋勇，愿以尚未发表的拙著「郑氏时代之台湾经济」（为拙著「台湾经济史」之一章）改写充数。但是，这一计划，终于因为我们的交游太窄，力不从心，无法进行；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主张改著作为翻译，即就外国学者有关郑氏的著作，翻译十篇拿来纪念。陈正祥先生认为这「太泄气」，我却认为这「很别致」。后来夏德仪先生提议，除了「季刊」出「翻译特辑」（包括「年谱」与「文献目录」）外，还可就中央研究院印行的明清史料选辑有关郑氏部份，加以整理，定名为「郑氏史料」，编入「台湾文献丛刊」，作为纪念之一（按：我们曾就「明清史料戊编」，选出有关郑芝龙的四个文件，作为「文丛」第三三种「靖海纪略」的附录）。他说：这是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工作；同时，有意义，有价值。果然不出夏先生所料，我们能够做到的，也祇有这一「郑氏史料」的编印，而且直到今天才能刊出「史料」的「初编」（全属郑芝龙部份。上述「靖海纪略」附录四篇，亦已重新编入）；因为时间实在落后太久，所以除在这里一提当时的经过以外，今后「续编」出版，将不再说「纪念」的话了。

至于另一计划「翻译特辑」，稿至今天还未齐全。我们不得已祗好改变方针，准备将来编入「台湾研究丛刊」，不再作在「季刊」发表的打算了。其中有一件事，要乘便一提。这就是郑成功年谱，当时决定由我们主稿，字数以不超过三万为度。虽不满意，幸有结果。有位从未见面的南栖先生，他在「季刊」发表过「台湾日月潭浮田种稻说之研究」，文字条理，均有可观；他有的是多余的时间，曾自动替「文献丛刊」做义务的校勘工作。我们为了「集思广益」起见，同时也觉得对他的义务校勘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在七月二十八日，写信请他利用我们已出版的「文献丛刊」写篇「郑成功年谱」，以供我们合编参考之用，决定在年底交稿。因为我们给他的时间不多，同时我们的目的原在合编参考，所以未有字数的限制；以意度之，三、五万字而已，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万字（按照我们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约稿，对内得先经过一定的手续；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这手续）。想不到的，他竟「下笔千言」，一口气写了八十多万字。最后还是我们因为种种关系，写信要他停止下来；如果全稿完成，一百万字是可能的。而且，他还用的是简洁的文言；要是改用语体，至少又得增加二十万字。再则，他还没有机会利用下述这些重要参考数据，日文如「华夷变态」及其他有关郑氏的专门著作，中文如「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烬余录」、「南疆绎史」、「张苍水诗文集」，特别是「郑氏史料」各编；否则，至少又得增加二十万字。因为这部稿子的字数太多了，所以我们给的也是极甚微薄的报酬；这在作者未免是委曲，但在我们却也很为难，几乎要用停止「季刊」一期来填补这一「窟窿」。推其原因，全在我们当初少了一句限制字数的话。这是一个意外，不胜遗憾之至。

我不认得南栖先生；我的印象，他不但工作认真，同时，理想甚高。照常情来说，一个人写的东西，总希望能够出版的；他用近百万字来写「郑成功年谱」，如果也存了出版的希望，就眼前的事实来说，这理想未免太高了。这犹如前些日子，我们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希望我们拿二十五史也像「文献丛刊」一样标点印行。现在，这部稿子放在我的书厨里，我也没有工夫详细去看，祗在第一册原稿上随手写了几点意见；但却不时使我想起「处理」的问题。近年以来，我虽一意经营台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这毕竟不是我的「本行」；不过，为使南栖先生的这番心血不至于完全抹杀，我颇想等待「郑氏史料」出齐以后，花一年半载的时间，改用语体，加以整理，豫计字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万。由于兴趣与健康的关系，我没有把握能做到。我希望年轻的曹永和先生能够参加这一工作，使底于成。但是同一本书，我们已有稿费支出，不能再有稿费负担；曹先生虽然热心从公，岂可枵腹将事！真不知将如何「以善其后」？思之！思之！『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我用这话来做结束。（周宪文）

《关于郑氏的历史和研究报告》弁言二（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