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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六(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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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与专诸、要离、荆轲,并为千秋侠烈之客,扬名青史,他们都是为了信用、忠诚和名誉而活着,骨头是硬的。“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这是战国士人的人格表白。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如此的倔傲,但并不是全无所畏。所谓士,也叫做布衣,就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类似现在的白领)。他们习文练武,目标是去政府或卿大夫家族里干事(当家臣),战时则登上战车保家卫国。所以士人最珍贵的就是效忠他所供职的家族,豫让那“士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条,就一语道破了士人的原则,在未来中国影响深远。须知,在当时大周朝分封体系里,自然要强调下级领主对上一层领主的人身依附、效忠精神、复仇观念,这在西方就是骑士精神,在大周朝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我们才有目睹刺客豫让慷慨千秋、感人至深的事迹。

豫让死掉的那个石桥——豫让桥,至今还有,在太原晋祠附近。喜欢凭吊怀古的人,旅游时候可以去打听。

但是时光到了明朝初年,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之极,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智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士君子立身事主,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方老头的大致意思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智伯于危难萌发之前,徒是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这个脾气刚烈的方孝儒老头,看看他老人家自己呢?他对建文皇帝什么好忙也没帮上,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却变得逞能起来,使劲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骂,直到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为止。方孝儒也是“徒然争死于其后”,甚至不如豫让能砺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方孝儒之责备豫让就是如此。以过高标准来苛求别人,则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如此悬旨过高(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目标也就没激励性了,大家索性放弃标准,放任自流。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道德标准只是嘴上说说,骗人骗自己罢了(只在处理寡妇改嫁问题上才格外认真),终于把中国人培养成酷爱形式主义、上下敷衍的好习惯。宋明大儒难辞其咎也。

《先秦凶猛战国大鳄是谁》三家分晋六(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