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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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

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

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

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

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

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

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

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

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

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

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

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

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

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

《好邻居们》周三（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