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 张居正搏杀高拱（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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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下面的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上面谈到的那些大事件。

据说，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没长胡子。王振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您都没长胡子，儿子辈的我当然不敢长。”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位大太监私下里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剁碎后，弃置荒野的事迹；记载了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大理寺少卿，由于没有当众向他行礼，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的故事；记载了一位反对他的军人，是如何被凌迟处死的经过。还有属于运气较好的一位，他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官居国子监祭酒，就是帝国中央大学校长。王振认为此人对自己不恭，就找了个理由，用一个百斤大枷，把他枷锁在帝国大学门前示众，他的学生们哭号奔走，据说是惊动了太后，才终于在示众三天后获释。

从皇帝呱呱落地开始，王振就日夜陪伴着他，在几近二十年时间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认为他禀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观察角度的。同样，当九岁就继位的皇帝，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时，依靠和信任这样一个人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皇帝的权威和他的权威当然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与合二为一，已经没有任何不可理解之处。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钱宁等大太监，每一个都有其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备有关。其朝局情形已经说了太多，不再啰唆。

而在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

今天，人们时常使用的“太监”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高级宦官官职的名称，出现的时间很晚。

我国令阉割后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宫廷中做仆役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对这种人的称呼极多，包括了统称、尊称和蔑称。宦官是最一般的统称，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竖、阉人、阉宦、阉竖、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竖、中侍、中官、中贵、中竖、内官、内臣、内侍、内监、内竖、貂珰、竖珰、貂竖、竖貂、大珰、小珰等等，看到这些词汇，全部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宦官。我们知道，“竖”这个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时，带有一种极度蔑视的成分。其含义已经超过了今天“那小子”、“那家伙”、“那东西”之类，具有骂人“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玩意儿”的味道，不屑与不齿的意思很重。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司礼监的最高首长掌印太监，此时，早就被称之为“内相”了。在人们的眼中，其地位与内阁首辅是同样的，二人“对柄机务”，就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对掌管国家军机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则是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被看成相当于次辅兼刑部尚书。然后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内阁诸成员。这些太监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门的其他太监见到他们时，是要叩首礼敬，视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国制度，这个级别的太监每人所配备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从，人数在六十人左右。这只是正式制度规定的人数，实际情况可能会远远不止如此。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差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

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这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儿，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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