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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 张居正搏杀高拱(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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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权威的结果。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1420年,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

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被杀等一连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正统皇帝曾经充满深情地给王振写过一道敕文,极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从而,稍微运用一点联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发生的机理。

这道敕文并不长,语言也不晦涩,故抄录如下:

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臣报国,臣子至情。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特兹敕赏,擢尔后官。诗云:‘无德不报。’书曰:‘谨终如始。’朕朝夕念劳,尔其体至意焉。(《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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