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最后一个汉人皇帝 崇祯朱由检（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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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位皇帝身上找出许多优点，也可以找出不少缺点包括性格上的缺陷。但是，诚如我们所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之中，战略思想的缺失、错误或者实现战略思想的能力的缺失，永远都是领袖人物最致命的缺陷。不幸的事实是：崇祯皇帝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皇帝就如一艘海轮的船长。我们这位船长不知罗盘为何物，对于暗礁、潜流、风信、气象、潮汐、天文、航道诸方面的知识全部暂告阙如。他只是知道自己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又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同时，将具有上述知识的人全部踢到海里去，只让那些同样缺少这种能力、但专门会哄他喜欢的人留在身边，帮助自己指挥航程。这时，茫茫大海上，风狂雨骤，人们除了赶快给自己找一件救生衣之外，还能期待什么呢？船越大，载的人和宝贝越多，后果就越惨重而已。

由于皇帝这里没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整个国家自然失去了方向。于是全国的官僚们都被皇帝驱赶着上蹿下跳，去医治“头痛”或“脚痛”。而由于官场上的党派之争与腐败堕落，又使这些“治病”的“医生们”互相丑化、互相攻击，对疾病作出千奇百怪的诊断，开出百怪千奇的处方。

在此期间，有人甚至建议皇帝，命令全国登记在册的和尚尼姑全部还俗，或者编入部队开赴前线，或者择偶配对赶快生育，为帝国增加预备兵源。皇帝竟然一度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在帝国官场上无休止的相互攻击——防御——反攻击之中，帝国消除内忧外患的努力被这种“内斗内战”抵消殆尽，疥癣之疾逐渐发展成了心腹大患，而密集发生的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使疾患支离沉重，终至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

随着国事的日坏一日，皇帝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一次次失败与挫折，肯定使他极为屈辱和恼怒，令他一再感受着被臣子辜负，甚至被臣子欺骗、愚弄了的切肤之痛。这种感受所激发出来的愤恨，使他日益以荼毒大臣为能事，对那些犯了过错，哪怕是微小过错，或者没有过错，只是他怀疑有过错的官员进行极为冷酷的惩罚。有时，这种惩罚已经称得上是丧心病狂。

这种不正当惩罚的反复进行，直接后果，就是使大明帝国巨系统的纠错机制与能力也发生了紊乱与蜕变。

这种机制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发现和纠正系统内的错误，从而恢复系统的秩序。如今，这一能力强大的纠错机制，该纠正的得不到纠正，不该纠正的反倒被“纠错”。这使很多时候，纠错机制本身反而转变成了错误发生的根源，使错误越纠越多，越纠越大。大明帝国巨系统内发生异变与错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纠正的速度。根据系统理论，这个巨系统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共任命过五十位相当于今天首相副首相的内阁大学士，以至于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

被他杀死的相当于今天首相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有两人。

他直接下令杀死的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的总督有七人，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巡抚有十一人，被迫自杀的有一人。

被他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流放的省部级干部可能会达到几十人。

公元1641年，即崇祯十四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人，有一百四十五人。这个数字不算少，相当骇人听闻。因为当时全国文职官员大约有一万多人，其中具有大臣资格的文官远远不到百分之十。想想看，比例如此之高的资深官员们被关在监狱里，其景象让人情何以堪！

在上述人等中，贪赃、枉法、渎职，从而罪有应得者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数量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人，也被他十分情绪化地、糊里糊涂地干掉了。

公元1639年，即崇祯十二年，因为上年清军内犯，朱由检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三十六人，其中有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的总兵祖宽，有无罪有功、精明强干的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山东巡抚颜继祖等人。

朱由检不由分说，将本来属于朝廷指挥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加到他们头上。致使其中受到极度冤屈的人，在刑场上对朱由检破口大骂。

一般说来，中国人受到冤屈时习惯于骂奸臣，敢于直接骂皇帝的情形极其罕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观念在起作用，部分原因则是担心引起大规模的屠杀报复。因为咒骂皇帝属于大逆不道之罪，按照我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大逆不道之罪属于人们常说的十大恶，即十恶不赦之属，犯者可能被灭族甚或株连更广。这种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相当罕见的、对当朝皇帝的破口大骂，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崇祯皇帝，庸劣而又残暴到了什么程度。

同样，对比一下当年所谓“靖难之役”以后，为了皇帝的叔叔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就有那么多文臣武将，宁愿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去死，也不愿意侍奉新皇帝。如今，面对着的是帝国真正的敌人，却没有几个人愿意陪伴这位皇帝。

了解了这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大明王朝崩溃前后，会有那么多崇祯皇帝倚为腹心、委之重任的近臣甘心事敌，他们将皇帝托付的身家性命弃之不顾，打开城门，迎接本来的敌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明王朝的重臣大僚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形同儿戏，并在投奔了李自成之后再投奔多尔衮。

仅仅将这一切归结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和品行，可能说明不了太多问题，还会离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去甚远。

从历史事件的发展与记载来看，崇祯皇帝所最宠信和依赖的内阁大学士们，除人数有限、时间又短暂的几位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是奸佞或庸贪之臣。而内阁大学士、巡抚、总督、总兵、五府六部的长官、皇亲国戚、世袭勋贵等等，以及长期主管辽东军事的大太监高起潜，主管东厂特务组织的大太监曹化淳，主管锦衣卫的骆养性等等一大批深受这位皇帝宠信的权臣巨阉，到最后大部分投靠了农民军或清军。

崇祯皇帝宠信宦官的故事很多，有的简直荒唐得就像下流的黄色段子。

有一次，朱由检下令将河北任丘县令白慧元等六个县令逮捕查办。后来人们才知道，原因仅仅因为白慧元一人得罪了一个宦官。

当时，这位出身河北任丘的宦官请家乡的父母官喝酒，喝着喝着喝昏了头，就开始向这位县令炫耀自己搜刮来的各种金银珠宝，还流露出轻蔑县官的意思。结果，把这位官声还算不错的县长惹急了，就对很有点儿得意忘形的宦官说：“我也有一样极好的宝贝，和你这些玩意儿大不相同。”说完后，这家伙不停地嘿嘿坏笑。宦官的好奇心被逗起来了，一个劲儿地追着问他是什么，不依不饶地想要鉴赏一番。最后，这家伙大笑着说：“这可不能给你鉴赏，因为那宝贝长在我的裤裆里。”

事后，这位宦官极为恼恨，他立即行动起来，搜集一些材料把白慧元告到了皇帝那儿。为了防止被说成是报复，他一口气攀扯上了六位县官，而这六位县官居然全部被皇帝下令撤职查办。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可以举出一些。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值得同情和理解的皇帝，同时历史资料又显示，这位皇帝如此长时间地豢养与依靠着一大帮坏蛋和恶奴在治理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这些话听上去，怎么听怎么让人从心里觉得别扭，很难令人信服。

事实上，从公元1630年，也就是崇祯三年杀袁崇焕开始，就预示了这位亡国之君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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