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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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138]或斯坦因·奥里尔[139]。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140]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颤。

噢，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油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牙关咬紧，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蹿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141]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142]和塔西佗[143]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最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144]做一位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145]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俩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俩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2

火车开了，罗拉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审慎的目光眺望风景，似乎所有的变化与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国时没感到害怕，也许，她现在正为离开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遗憾；在那里我们行动自如，德国的城市，德语，那里的生活习惯，那个庞大的帝国，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可信。在那里，我们往面包片上抹植物黄油，女士们戴着样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里，我们一起到雷恩哈特剧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和《格拉夫·冯·夏洛莱斯》，看完之后我们觉得，世界上的剧院都差不多。我们觉得德语挺有趣的，我们的情绪也挺轻松（一个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还有德国人的住宅、华丽的服饰或我们住在那儿的亲戚，都会让人感到开心。据我们观察，虽然德国人观察世界的态度有几分戏谑，但又并不是不可爱。从本质上说，他们总是很真诚。这个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国人，有点惧怕外国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得局促和窘迫——的确，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德国，我们这些风风火火的、可怜的匈牙利人，觉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国人”。我们看什么都聚精会神，心怀敬意。当然，我们都是名字里带“冯”[146]字的人，护照上标明了我们的贵族身份，在德国人眼里是男爵名衔；那些朴实的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饭店的店员们，根本不知道名字里带“冯”字的匈牙利人在我们的国家多如牛毛。

不过，我们在德国见到的熟人是有灵性之人；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但感觉却像在自己家里。有一种文化的灵性，让人跨越了时间与疆界。在我们家乡，在考绍和整个菲尔维迪克[147]地区，我们有意识地，或许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多少有点按照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至少我自己认为，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讲得挺不错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首都——布达佩斯刚好盛行匈牙利化，到处都是匈牙利风格，在新修缮的房子上画满了郁金香。在德累斯顿或魏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后来在法国、英国的城市里经常感到的那种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在墙后发生着什么，不知道人们吃什么想什么谈论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蝙蝠一样抓着悬吊的绳子睡觉？抵达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在那个大得可怖的城市里过的第一个夜晚，在睡觉之前，在把自己被初来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惫不堪的脑袋撂到枕头上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大得惊人，就像一个不同寻常的外地城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像个毛头小子那样没心没肺，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写并非出于无礼，而是出于可怕的想象。我在二十一岁那年抵达了一座大得无边无际的外地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有四百万人过着外地人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就已开始修建摩天大厦，在这里演出最完美的戏剧，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令我震撼的音乐，城市里到处可见各种富丽堂皇的大都市建筑；在神奇的工厂和实验室内，外国的天才们在做实验，聪明认真的德国人将全世界躁动、焦虑的灵魂都吸纳到一个系统内，使他们变得完美无缺——这是一座包容万象的世界大都市，无所不有，无所不容：民众、部件和领导方针。当时我二十一岁，被庞杂的印象搞得头晕脑涨，那只是我在柏林的第一夜，就感觉到自己抵达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异国首府。不仅是我一个人感觉如此。当时，在德国战败后的第三、四年，柏林城挤满了外国人，下午，当我们在林登大道或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散步，大家彼此问候，就像在我们木碉楼相望的家乡或在外地小城的林荫道上悠闲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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