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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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拉和伊夫·弗雷姆与西尔菲德住的西十一街上的连栋房子，它的都市化，它的美丽舒适，散发着豪华舒服不张扬的气息，朴素而富有美感地融合着上千处细节——温暖的居所是一种含蓄的艺术作品——改变了我对于生活的观念，一如芝加哥大学的影响，一年半以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入学。只要走进那扇门，我就觉得年长了十岁，由家庭习俗中解放了出来，而那些习俗是不可否认地在我成长过程中被我愉快并且不费力地固守着的。因为有艾拉在，因为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灯心绒裤子旧平跟鞋和袖子太短的方格子法兰绒衬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慢慢的自在样子，我就没有觉得被一种我所清楚的财富和特权的氛围吓倒；因为那些大力形成了艾拉吸引力的将环境改为己用的无拘无束的力量——在纽瓦克黑人区的整洁街上和伊夫的沙龙里他都自由自在的——我即刻明白了上层生活会是多么舒适惬意又家庭化。还有上层社会的文化。这好像看透了一门外国语言，发现不论它的发音多么让人疏远多么异国化，这些外国人流利所说的，并不多于你一生一直在英语中所听到的。

图书室书架上排放着成百上千册严肃书籍：诗歌，小说，戏剧，成卷的历史书，建筑，古董，音乐，戏服，舞蹈，艺术，神话学的书籍。唱片机两侧橱子里堆着六英尺高的古典唱片。墙上挂的那些绘画，素描，雕刻，壁炉架子上排放着，桌子上满满挤着的工艺品——小雕像，珐琅盒子，几块稀罕的石头，华丽的小碟子，古董天文器械，玻璃的，银质和金质的不寻常的物件，有一些能认得出是具像派的，其他的则怪异抽象——不是装饰品，不是做摆设的小古玩，而是与愉快生活息息相关的财产。与此同时，还紧密连结着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对从艺术鉴赏和思考中获得意义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找一张晚报，在炉火前坐着吃个苹果，这些行为本身就可成为一项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或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如此，这孩子自己的家尽管清洁条理又够舒适，却从未在他和其他任何人身上唤起过对于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沉思。我的家——家里的图书室里有的是《信息年鉴》，另有九本十本由送给正复原身体的家庭成员的礼物而来的书——相比较之下就显得简陋苍白，是没有色彩的陋室。在那时我是不能相信西十一街上会有任何事令任何人去想避开。在我看来那里是奢华的避风港，在那里最不可能让你担忧心境的安宁受到搅扰。房子的中心，图书室东方地毯上直直立着，庄严高雅，实质上绝对优雅的，自入口转入客厅的那一刻就清晰可见的，是那个象征着存在之深奥精神领域的物品，上溯可至文明之起源，那华丽的乐器，单是形状就体现了对人的世俗本性中每处粗鲁鄙俗缺点的警醒……那个超然的庄严的乐器，西尔菲德的饰有金箔的莱昂和希利产竖琴。

“那图书室在客厅的后面，高一级台阶，”默里回想着。“有橡木拉门将一处房自另一处隔开，但是西尔菲德练琴的时候伊夫喜欢倾听，所以门都开着，那乐器的声音传遍整座房子。西尔菲德七岁时，伊夫在贝弗利山庄开始让她学竖琴，总也听不够，可艾拉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就我所知他从没听过什么音乐，除了收音机上的流行音乐和苏联军队合唱团——所以在晚上他更愿意和伊夫坐在楼下客厅里说说话读读报纸，做个在家的丈夫之类的时候，他就坚持退守到他的书房里去。西尔菲德弹着琴，伊夫在炉火前做针线活，待她抬起头来看时，他已走了，在楼上给奥戴写信。

“不过她已经历过那第三次婚姻，这第四次，运作起来，仍是相当美好的。她遇见艾拉时，正从一场不愉快的离婚中脱身出来，正从一次精神崩溃中复原。第三任丈夫，江博·弗里德曼，言外之意听来，是一名性爱小丑，卧房里娱乐人的高手。完全享受了激动人心的寻欢作乐，后来有一天她从排练场提早回到家，发现他和几个妓女在楼上他的办公室里。但他正是彭宁顿所不是的一切。她在加州和他有了私情，显然还是极热烈的，结果弗里德曼离开他的妻子，她离开了彭宁顿，她和弗里德曼以及西尔菲德移居东区。她买了西十一街上那所房子，弗里德曼搬进来，在后来成了艾拉书房的地方建起他的办公室，开始在纽约以及洛杉矶、芝加哥买卖地产。有一阵他买进卖出时代广场的房地产，因此认识了戏剧界的大制片商，他们都开始一起交际，很快伊夫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上流社会喜剧，惊悚剧，演的都是昔日的默片美人。一个接一个的成功。伊夫赚了许多钱，江博则负责让钱花得是地方。

“伊夫自己赞同这个人的奢华，默许他放荡的方式，甚至为他的一些放荡所迷。有时伊夫不为什么就哭起来，艾拉就问她怎么了，她对他说，‘他让我做的那些事——我不得不去做的……’在她写了那本书，将与艾拉的婚姻都铺在纸面上以后，艾拉收到一封发自辛辛那提的一个女人的来信。说如果他有兴趣自己写一本小册子，可以到俄亥俄州来谈谈。她在三十年代是个夜总会的表演者，唱歌的，是江博的一个女朋友。她说也许艾拉会想看看江博拍的一些照片。也许她和艾拉可以合著一本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他提供文字，她则就某个价钱交出照片。当时艾拉决意要报复，于是给那女人回了信，寄给她一百美元的支票。她说有两打照片，所以他寄了她要的一百元就为了看到一张照片。”

“他拿到了吗?”

“她很守信。确实回信寄给他一张照片。但是因为我不会允许我的弟弟进一步扭曲人们对他的人生意义的理解，我从他那里拿过来销毁了。愚蠢。感情用事，自命不凡，愚蠢，也不太有远见。与后来发生的相比，公开那张照片还会是仁慈的呢。”

“他要用那张照片去羞辱伊夫。”

“哎，有一度艾拉所想的全是如何减轻人类残忍的影响。事事都由此传送出来。可在她那本书出版以后，他所想的就全是如何对它予以打击。他们夺走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名字，他的声誉，当他认识到他已全丢了这些，丢了身份，不需要再为了与之相配而去生活，就甩脱了铁林，摆脱了《自由勇敢者》，摆脱了共产党。甚至不再说那么多。所有那些无休止的愤怒言辞。没完没了讲下去，而这个高大的人真正想做的是鞭挞抨击。谈话是使这些需求减弱些的途径。

“你以为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是为了什么?戴上那顶大礼帽。说林肯的话。但是一切曾驯服了他的，所有文明的便利，他舍弃了，直退回到在纽瓦克挖过壕沟的那个艾拉。回到那个在泽西州山上挖锌矿的艾拉。恢复了早期的体验，那时他的导师是一把铲子。联系上了过去的艾拉，在所有道德改造发生之前的，在他入了弗雷姆小姐的精修学校上了那些礼仪课程之前的。在他和你，内森，入精修学校，将他做一位父亲的愿望付诸实施，做给你看他能做一位多么善良和不用暴力的人之前的。在他与我入精修学校之前。在他和奥戴入了修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修学校之前。政治行动的精修学校。因为奥戴是第一个伊夫，而伊夫不过是另一个奥戴，将他从纽瓦克壕沟拖进光明世界。

“艾拉知道自己的天性。他知道他的体格远不成比例，这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人。他体内有怒火，有暴力，而他身长六英尺半，也就有了手段。他知道他需要艾拉的驯服者——知道他需要所有的老师，知道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孩子，知道他渴望你这样一个孩子，有他所从未有过的，是崇敬他的儿子。但是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出现后，他甩掉了精修学校的教育，恢复为你从没见过的那个艾拉，那个在部队里痛打那些家伙的艾拉，那个在男孩时全靠自己，用挖沟的铲子自卫来对付那些意大利人的艾拉。把做工用的工具当武器挥舞着。他终其一生努力不去拿起那把铲子。但是她出了那本书以后，艾拉打算做回自己最初未经修正的自我。”

“他做到了吗?”

“艾拉从未规避过成年男人才能胜任的工作，不论多么繁重。挖沟人在她身上施加了他的影响。他让她体味了她做过些什么。‘好，我来教教她，’他对我说，‘但不用那张下流的照片。’”

“他做到了。”

“确实做到了。用铲子来做教化。”

早在1949年，亨利·华莱士大选惨败后大约十周——现在我知道了，也是在她堕胎之后——伊夫·弗雷姆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之前有一场小型晚宴），是为了让艾拉高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请我参加。在清真寺剧院的华莱士聚会后我只在纽瓦克见过他一回，在接到这个让我惊异的电话（“是艾拉·林戈尔德啊，伙计。你最近怎么样?”）之前，我已经开始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们第二次碰面后——就是头一次一起在韦夸希克公园散步的那次，那次我知道了“艾朗”——我给纽约的他寄了一份我的广播剧《托尔克马达的帮凶》的复写本。几周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我觉得给一位专业广播演员看我自己写的剧本是犯了个错误，即使那是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我可以确知如今他已看出我多么不具天分，我已扼杀了他或许本已对我产生的兴趣。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电话响了，母亲跑进我的房间。“内森——亲爱的，是铁林先生的电话！”

他和伊夫·弗雷姆邀请大家共赴晚宴，其中有阿瑟·索科洛，他已经把我的剧本给他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希望和阿瑟碰碰面。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伯根街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配礼服的鞋，我把我那套礼服拿到钱塞勒道上的裁缝店去让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子。然后，在一个周六的初夜时分，我把一粒口香糖丢进嘴巴，心跳得仿佛我是要越过州界线去杀人，走到钱塞勒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的是西尔菲德。所有给我设下的陷阱——八件餐具，四种形状各异的玻璃杯，主要的开胃菜叫做洋蓟，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女人从我身后和肩上送上餐盘，洗手指的碗，令人费解的洗手指的碗——所有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而不是大男孩的一切，西尔菲德却几乎全给我解除了，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一句讥讽的说明，甚至就是假笑一声，或是转动一下眼睛，帮我渐渐明白了不过是些暗示的浮华罢了，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她很棒，特别是她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喜欢把事情弄得好像她在白金汉宫长大那样费劲。她用尽一切机会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个笑话。”席间西尔菲德不停地说，随口说给我听一些议论，充斥着一位生长在贝弗利山庄——吉米·杜兰特隔壁——然后在格林尼治村，美国巴黎——的人的世故。就是她取笑我我也觉得很放松，好像我的灾难并没有就在距我一道菜之遥处。“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看上去不那么可笑。”

我也在注视艾拉中受到鼓舞。他在这里吃饭的样子和他在韦夸希克公园对面的热狗摊上一样；说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有戴领带穿礼服衬衣和外套，而且尽管他并不是没有通常的餐桌礼仪，但看着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过于精细地品味伊夫家厨师的精妙手艺。他似乎对适合热狗摊和华丽的曼哈顿餐厅的举止毫不区分，既不区别举止也不区别言谈。哪怕是在这里，仍处处让他恼火——在这个晚上，距华莱士的惨败（进步党在全国得到的选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它所期望的约六分之一）只有几个月，就连看上去如选举日一样无可争议的事情也令他恼火。

“我跟你们说件事，”他向桌上的人宣布，别人的声音渐渐弱了，他用有力自然的声音，带着对他的美国同胞之愚蠢的蔑视与讥讽，利落地命令道，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好。“我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明白政治。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在选举日工作?还有什么地方学校还开着?如果你是年轻人，成长了，你说，‘嗨，选举啊，难道我们不休一天假吗?’你的父母亲说，‘不，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如果商店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开着，那它怎么会是重要的呢?见鬼，你们的价值在哪里，你这狗娘养的?”

说“狗娘养的”不是暗指任何一位在座的人。他是针对他生命中总要去与之斗争的每一个人。

这时，伊夫把手指搁在唇上，让他控制自己。“亲爱的，”她说得那样柔和，几乎听不见。“再说了，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他大声回答，“要在哥伦布纪念日那天待在家里?为了个破星期日让学校关门，却不为选举日让学校关门吗?”“可是没人在争这件事啊，”伊夫微笑着说，“干吗生气呢?”“哎，我生气，”他对她说，“我老是生气，我希望到死的那一天还保持生气。因为我生气，我惹上麻烦。我惹上麻烦，因为我不会闭嘴不言。杜鲁门先生对人民说共产主义是这个国家的问题，人民又相信他，于是我对我亲爱的祖国非常生气。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不平等。那不是问题。共产党才是问题。四万或六万或十万共产党。他们会推翻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的政府。别侮辱我的智力了。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会推翻这整个鬼地方：是我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方式。我们对待劳动人民的方式。不会是共产党人来推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对待人民像对待动物，就会自己推翻自己！”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瑟·索科洛，广播剧作家，另一位自信的靠自我教育成功的犹太孩子，他们忠实于旧时居住的地方（加上他们不识字的移民父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长为男人时粗率而易动感情的风格，这些年轻人刚自战场归来，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欧洲和政治，第一次通过他们不得不一道生活的战友发现了美国，没有正规指导却怀着对艺术改造力量的巨大天真信念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的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在被那黑名单毁了事业之前，尽管不是像科温这样闻名的作家，但无疑也属于我最欣赏的其他广播剧作家一类：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内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秘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从中也为自己的剧本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个百老汇的剧本）以对一位粗鄙虚伪的父亲所代表的败坏的权威的强烈仇恨为特色。整个晚餐期间我一直害怕，怕索科洛这个矮壮的人，一度是底特律高中队进攻后卫的胆大的大力士，会为了我从诺曼·科温处偷来用的一切而指着我，对着席间的人指责我是个剽窃者。

晚宴过后，宴会以后的客人开始到来之前，男士被请到二楼艾拉的书房去抽雪茄，而女士则到伊夫的房间去梳洗。艾拉的书房俯瞰着后花园水银灯照亮的雕像，三个墙壁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全部与林肯有关的书籍，他从战场用三个粗呢袋带回家的政治藏书，以及此后他在第四大道上的二手书店翻阅买回来积聚的藏书。艾拉给大家分发雪茄，告诉客人尽可从装威士忌的手推车里随意自取喜欢的东西，随后，他从红木大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我的广播剧剧本的副本——我本来猜那抽屉里放着他和奥戴的通信——开始大声朗读剧本的开首篇。他朗读不是要指责我是剽窃。反之，他开始对包括阿瑟·索科洛在内的他的朋友说，“你们知道是什么给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他就向我一指，我满脸通红，胆怯地等着给人识破。“在这样一个孩子身上，比之我们亲爱祖国里那些所谓成熟的人，我寄予更多的信念。这些人走进选举间，本预备投给亨利·华莱士的，却突然看见眼前一幅巨幅杜威照片——我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的人——于是他们拉下哈里·杜鲁门的手杆，他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就是他们的开明之选！马歇尔计划，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越过联合国，限制苏联，摧毁苏联，同时抽取上亿美元注入他们的马歇尔计划，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提高这个国家穷人的生活水准。可是告诉我，当杜鲁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投下原子弹时谁来约束他呢?你以为他们不会向无辜的俄罗斯儿童投下原子弹吗?为了保护我们美好的民主他们不会那么做吗?给我再说一个。听听这个孩子的。他还在中学，而他比每一位选举间里我们亲爱的国民都更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

没有人大笑，甚至连微笑也没有。阿瑟·索科洛背靠着书架，默默翻看他从艾拉有关林肯的藏书集里取下的一本书，其余的男士站着，抽着雪茄，小口地喝威士忌，动作间仿佛那晚他们和妻子就是前来倾听我对美国的观点的。只是过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导言受到所有人认真的对待，这只不过表明他们对专横的主人之激动已是多么司空见惯。

“听着，”艾拉说，“就听听这个。剧本描写了小镇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和当地的顽固势力。”于是铁林开始读我写的台词：铁林和我所构想但又一无所知的那类普通敦厚的美国基督徒融为一体，融会于他的嗓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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