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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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听听我就再快活不过了,因此我说“没有”。
“剥那只老虎的皮有意思吗,霍勒斯?”艾拉问道。
“有意思。我很享受。有个人,我雇他给我拍了家庭电影,拍了整个过程,那一年感恩节我放了电影。”
“是在饭前还是饭后?”艾拉问道。
霍勒斯微笑了。虽然我看不出动物标本剥制有什么具讽刺意味之处,但动物标本剥制人自己却很有美国式的幽默感。“呵,不是一整天都在吃吗,是吗?人人都记得那年的感恩节。在一个动物标本剥制家庭,他们习惯了那样的事,不过你仍旧可以让他们吃一惊的,你知道。”
于是谈话继续着,愉快安静的谈话,有一些笑声,最后霍勒斯给我一个鹿蹄作为礼物。从头至尾艾拉都是温和平静的,我从没见过他和人一起时这样。除了我闻到狐狸的味道感到恶心,我不记得自己和艾拉在一起时这样不感到激动的。我也从没见过他如此严肃对待一件并不是世界大事、美国政治或者人类弱点的事情。谈论烹调乌鸦,把老虎做成一块地毯,和在纽约城以外的地方做一个野猪标本的花费让他解放了,使他不易激动,平静,几乎都认不出是他本人了。
这两个男人之间好脾气地在一起(特别是就在他们鼻子下面一个美丽的动物正被除去它的美丽外貌),后来直让我奇怪这个不需要搞得很激动,不需要经历一番艾拉式的感情才能和人对话的人,也许不会是真正的不活跃的艾拉吧,如果这个艾拉是我们看不见的话,而另一个艾拉,那个愤怒的激进分子,是一个假冒的,是模仿了什么,例如他的林肯或是野猪的舌头之类。艾拉对霍勒斯·布里克斯顿的尊重和喜爱甚至让我这个男孩想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有简单的人,简单的满足,艾拉可以漂进那个世界,在那里,他所有悸动的热情,让他猛烈攻击社会的那一套资格(这资格还不足呢)都会获得重塑,甚至就此平息下来。也许通过有个像弗兰克那样的孩子,他可以为他灵活的手指而自豪,和一个知道如何设夹子抓到松鼠烧来吃的妻子,也许通过使用这类就在手旁的东西,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穿上工装裤和卡其布拖拉机帽,听燕雀歌唱……可又来了,也许不会吧。也许像了霍勒斯,没有了大敌人,生活对于艾拉就比当时更加难以忍受了。
第二年我们去看霍勒斯的时候,谈话中就没了笑声,都是艾拉在说。
弗兰克在剥一个鹿头的皮——“弗兰克,”霍勒斯说,“能闭着眼睛给鹿头剥皮。”——霍勒斯弯腰坐在工作台的另一头,“准备头骨”。摊在他面前的是各类非常小的头骨,他正用铁丝和胶水修补。伊斯顿那边一所学校里有些科学课教师要一套小型哺乳类动物的头骨,他们知道霍勒斯可能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对着他面前易碎的小骨头咧嘴笑了,对我说,“我什么都不丢。”
“霍勒斯,”艾拉正说,“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吗?你能相信这个吗?”
霍勒斯正用胶水给一个麝鼠的头骨嘴里粘好一颗松了的牙齿,他没有抬头看,只慢慢摇了摇头。
“可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艾拉告诉他。“‘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这个杜鲁门要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去那里,都是为了支持这个法西斯混蛋李承晚。我们要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
艾拉只顾不知疲倦地高谈阔论,我无法不感到生厌,我不无恶意地想,“弗兰克还不知道他听不见是多么幸运呢。那只麝鼠不知道它死了有多幸运。那头鹿……”
一天早上我们走过高速公路上的废石头堆去看望一位退休的矿工汤米·米纳里克,他是斯洛伐克人,魁梧,热心,1929年艾拉头回出现在锌镇时,他和艾拉一起在矿上干过活,那时他对艾拉有父亲般的兴趣,这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之类。现在汤米为镇上工作,看管废石堆——那是镇上一处景点——去那里的有正儿八经的矿石收集者,间或还有一家人开车带着孩子来到浩大的石堆里找寻一块块的岩石带回家放在紫外线灯下看。汤米给我解释过,矿石在灯光下面“发出荧光”——就是说,闪着红色、橙色、紫色、芥末色、蓝色、淡黄色和绿色的荧光;有的看上去像是黑色天鹅绒做的。
汤米坐在矿石堆入口处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他不管天气一律不戴帽子,挺英俊的一个老人,四方大脸,白头发,淡褐色的眼睛,牙齿都齐全。成人入场他收二十五分硬币,虽然镇上要他收孩子一角钱,但他老是不要钱就放孩子进去。“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进去看,”汤米对我说。“有人多年来每个周六周日都来,就是冬日也来。有的人我给他们生上火,他们送我些钱。不管晴天雨天,他们每到周六或是周日就来。”
汤米所坐的平坦大石头旁边就停着他的破旧汽车,发动机罩上一块毛巾,上面摊着一些收在他自己地窖里的矿石样本,大块的样品,最多卖五六美元,腌菜坛子里装满了一美元、五十美分一块的小一些的标本,棕色小纸袋里满是小块小片的石头,卖五十美分。卖十五美分、二十美分、二十五美元的那些石头他放在车子行李箱里。
“在后面,”他告诉我,“有更值钱的货色。不能摆在这里。有时我穿过马路到加里的机械加工车间去上个厕所什么的,而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去年秋天我有两件标本,在后面,有个人拿个黑东西盖在上面,用一盏灯看,车里我还有两件五十美元的标本,他两样都拿走了。”
前一年,我一个人和汤米坐在矿石堆外面,看他和旅游者收藏者做生意,听他说话(后来我就那个早上写了一个广播剧,题目叫做《老矿工》)。那是他到小木屋来和我们吃了顿热狗作晚餐之后的早晨。我在小木屋的所有时间艾拉都对着我,教育我,汤米是被请来做访问讲课人,给我讲讲工会介入之前矿工困境的实情。
“汤姆,跟内森说说你爸爸。跟他说说你爸爸的遭遇吧。”
“我爸爸是在矿上干活的时候死的。他和另一个人进了一个地方,其他两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干活,在坡道里,一个垂直的洞。那天他们两个没再出现。上面很高的地方,高度过了一百英尺。我爸爸和工头派进去的另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很壮实——他体形多美啊!我去医院,我见到那个人,他没在床上,而我爸爸手脚伸开着躺在床上,动都没动一下。我再没见过他动。第二天我去,这另外一个人正在和另一个人聊天,讲笑话,他甚至都没躺在病床上。我爸爸在床上。”
汤米生在1880年,1902年开始在矿区干活。“1902年,”他对我说,“5月24日。大概是那一天托马斯·爱迪生到那里,那个有名的发明家,在那里做实验。”虽然汤米不论在矿上待过多少年在人里头仍是个腰背坚挺的壮汉样子,几乎不像是七十岁,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灵活了,每回他讲自己的故事有点糊涂或是支支吾吾起来的时候,艾拉就得让他再回到正题上来。“我的思维不再那么敏捷了,”汤米告诉我们。“我得回过头去找,从ABC开始,你知道,想法子再找上。再搞明白点。我还是灵活的,不过不像过去那么好了。”
“是什么事故呢?”艾拉问汤米。“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内森你爸爸是怎么回事。”
“那个站塌了。我们在这个四英尺见方的洞背后某个角度上放过一块木料——我们在后面放了一块,要用镐把它挖出来弄成斜形的,所以我把这个塞进去,在某个角度切开。一个在前一个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里放上一块两英寸长的木板。”
艾拉打断他,催他说正经话题。“于是发生什么了?告诉他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塌了。是震动弄塌的。机器啊,所有的东西都倒坍了。过一百英尺。他再没复原过。骨头都断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死了。我们有那种老式的炉子,他就把脚放在里面,来保持温暖。他暖和不起来。”
“他们有没有工人抚恤金?内森,你来问,提问题啊。如果你要做个作家就做这个啊。别不好意思。问问汤米他有没有工人抚恤金。”
可是我不好意思。和我在这里一起吃热狗的是个真正的矿工,在锌矿干了三十年。就算汤米·米纳里克是艾伯特·爱因斯坦,我也不会比这更不好意思了。“他们有吗?”我问道。
“给你东西?公司吗?他一个子都没拿到,”汤米尖刻地说道。“公司和工头们是麻烦。那里的工头好像不在乎他们的房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说他们每天在里头干活的区域。像我吧,如果我是那里的工头,我会检查运去那里给人在洞上面走的木板。我不知道那些洞有多深,可是有人死在里头了,走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断了。腐烂的。他们从没注意检查那些该死的木板。从来没注意过。”
“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工会吗?”我问道。
“我们没有工会。我父亲一个便士都没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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