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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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迪内森[112]：冬天的故事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科学家们会对一起突然发生的变异事件报以极大的兴趣——他们管这一现象的结果叫作一项“运动”。在文学世界里，与之相似的一类变异并没有确切的名字，但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稀罕事，这样的一本书将不会被很快遗忘。一九三四年，一项此性质的文学“运动”乃是一位寂寂无名的欧洲人以笔名撰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故事集，这些故事所表达的意图完全是举世无双的，以至于在同时代的作品当中，它们拥有一种奇特的、不属于这一年代的效应。这是一本回忆录，但一个字都没写到本世纪，要做类比的话，人们将不得不去回想薄伽丘[113]或德国浪漫主义文学[114]时期的著作。开卷伊始，作者便回归到一种当今几乎已经被淘汰废除了的表达方法，那是最古老、最纯粹的虚构文学方式：传说。《七个哥特传说》[115]由伊萨克·迪内森所著，由一组精致、怪异的故事构成，拥有几近不可思议的才气。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一位杰出天才的正式登场。

伊萨克·迪内森的第二本书在四年后出版，那些期盼着能够看到和前一本书相似表现的人们吃了一惊，但却一点都不失望。《走出非洲》是一本有关作者在英属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里那些年生活的书，是一份简单且温柔的个人档案，用一种克制哀婉的严谨笔调写就，与那些带着黑暗的哥特式狂乱恣意气息的传说故事全然不同。目前，作者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伊萨克·迪内森是一个丹麦女人的笔名，她用英文写作。

若按照写作顺序，《冬天的故事》是她的第一本书。就传统意义而言，传说都有其双重目的：使人快乐和讲明寓意。伊萨克·迪内森毫无疑问满足了这两个要求中的前一个。她慷慨大方地使用故事讲述者们惯用的主要手段——通过意料之外带来愉悦。伪装、欺骗、命运的大起大落只不过是“意料之外”中最为粗糙的形式，真正的“意外”存在于写作本身：那些未曾期待过的、些微古色古香的词语组合，句子本身紧凑优雅的美感。她笔下的五月里丹麦那绿色的山毛榉丛林，或者一位年轻抄写员往窗外一瞥之间看到的圣母院影子下巴黎的飘雪之夜，都在恰如其分的气氛叠加烘托之下，瞬间便尽显鲜活。

传说的第二点意图——讲明寓意的部分，或许就需要少许诠释了。传说的寓意是怪异和武断的，与每日常见的道德伦理之间毫无关联，只由讲故事者自己决定。在那些货真价实的传说故事中，角色们被紧紧绑定在结局上，承担他们将要收获的命运，然而故事中的审判却是一种不稳定的审判。因此，在这个新故事集的第一篇故事《水手男孩的传说》中，年轻的主角救了一只被桅杆上的装置捕获的猎鹰，正因为这一举动，他之后得以从一起他承认了的谋杀案中获得宽恕。故事叙述者承担了上帝的责任，并且授予了角色们只需对作者本人负责的精神自由。不仅如此，叙述者还确保角色们具有必要的世俗力量来使用这一自由。因此，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传说故事的角色们都具有贵族气质，或者是皇室成员——如果不是投胎平民阶层的话。伊萨克·迪内森描写自由自在的旅行者们，描写独裁的君主，以及描写“使人神魂颠倒的、不可抵抗的容颜，或许是这世上最为令人神魂颠倒且不可抵抗的——白日梦者，一朝梦成，幻梦成真”。正是这种坚韧有力的自由和不顾一切的鲁莽，赋予了《冬天的故事》里的角色们以娴雅温文，并常常散发出令人倍感疯狂的魅力。

这十一个故事中的每一个都完成得优美且精致。《悲伤的产业》或许是最好的，讲述一个老国王的残暴统治，以及他最终的失败——被一个比他更强有力的曾经的受害者所打败。《彼得和罗莎》是一首关于两位梦想家的田园诗。《阿尔克墨涅》讲一位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姑娘到镇上去看一场示众的死刑。然而，在《冬天的故事》这本书中，却没有跟《七个哥特传说》中最好的那个故事一样好的、异想天开又光芒璀璨的作品。或许，这种些许失望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已然闯进过一次伊萨克·迪内森的想象之中，就好比一位旅行者在故地重游时，那种到了陌生国度的意料之外的喜悦感便不会那么强烈了。不过，无论以哪种标准去衡量——除去伊萨克·迪内森以前自己创立的之外——这些都是小说林中的最高杰作。

伊萨克·迪内森：赞美光明

一九三八年，我拜访了在查尔斯顿拥有一间极好书店的几位朋友。在逗留的第一晚，他们问我是否读过《走出非洲》，我说我没读过。他们告诉我这是本特别美的书，必须读一下。我扭转头去，说我现在根本不在读书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写完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我曾想当然地以为，《走出非洲》这本书是有关草原大狩猎游戏之类的，而我并不喜欢读到那些仅仅因为比赛就要被射杀的动物们。整个周末大家都在推荐《走出非洲》，星期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悄悄地将《走出非洲》放进了我的挎包里，什么都没说。我丈夫开车，于是我就得闲来读书了。我打开第一页：

我的非洲庄园坐落在恩戈山麓，海拔高达六千英尺。赤道在这片高地北部的一百英里土地上横贯而过。白天，你会感到自己十分高大，离太阳很近很近，清晨与傍晚都那么明净安谧；而夜晚，你会觉得寒意袭人。

地理位置和地面高度巧妙地相结合，造就出一片举世无双的景观。这里的一切并不丰饶，也不华丽。这是非洲——从六千英尺深处提炼出来的——浓烈而纯净的精华。色调如此干燥，像是经过燃烧的陶器一般。树木上，悬挂着轻盈而微妙的叶片。枝叶的形状显然与欧洲树木相异，不是长成弓形或圆形，而是层层叠叠地向水平方向延伸。几株高树，孤零零地兀立在那儿，犹如伟岸的棕榈。那骄矜而又浪漫的气势，俨然一艘艘八面威风的舟楫，方才收拢起它们的风帆。树林边缘的线条别具韵致，仿佛整个林子都在微微颤动。虬曲盘绕的老荆棘树，枝桠光秃秃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不知名蒿草的阵阵香气迎面而来，类似于麝香草或爱神木的气味。有些地方的香气却异常浓烈，甚至能刺痛你的喉咙。那些花儿，不论是草原上的，还是原始森林藤葛上的，都给人以即将凋零，点点簇簇，不胜纤弱的感觉——只是大雨季刚至时，莽原上一丛丛硕大、馥郁的百合花才竞相绽开。你站在这里，视野变得开阔而高远，映入眼帘的一切，都被赋予伟大、自由与无与伦比的崇高感。[116]

我们下午很早就开车启程，这本伟大的书中的诗性和真实使我感到晕眩，甚至天黑了之后，我还打开车灯，继续读这本《走出非洲》。我一直都觉得这种美丽和真实没有办法延续，但是翻过一页又一页，我只是变得更加着魔沉迷。读到接近尾声时，我确信伊萨克·迪内森给非洲大陆写了一本了不起的挽歌，确信这位杰出、突出的作家能给读者一个净化、升华的保证。她的朴实与“无与伦比的高贵”使我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为烁烁生辉的书之一。

那些燃烧着的荒漠、原始丛林和山岭开启了我向往非洲的心。使我开启这颗心的，还有那些动物们，那位光芒四射的存在——伊萨克·迪内森，以及那些农妇、医生、猎狮者。就因为《走出非洲》，我爱上了伊萨克·迪内森。如果她愿意骑车穿越一大片玉米地，我也愿意骑上车跟随着她。她的狗、她的农庄和“露露”[117]都变成了我的朋友，那些她那么喜爱的当地人——法什、卡曼特，还有农场上所有的其他人——我也全都喜爱。我读《走出非洲》读得过多，太过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作者变成了我想象中的朋友。尽管我从未给她写过信或者渴望去拜访她，她仍旧在那里，带着她的内敛、她的沉静，还有她那伟大的、使我安心舒适的智慧。这本书中闪耀着她的人性，在那片伟大而悲壮的大陆上，她的人民成为了我的人民，她的风景成为了我的风景。

显而易见，我想要去读她的其他著作，我所读的下一本书是《七个哥特传说》。与《走出非洲》的闪耀相比，《七个哥特传说》这本书具有明显不同的特质。它们杰出、克制，每一篇都给出深思熟虑的艺术作品该有的氛围。从她漂亮文体那陌生的、古雅的特性之中，人们意识到作者本人是在用一门外语写作。它们有一种清晰的、如硫黄灼烧般的特性。当我身体不舒服或者对这个世界感觉沮丧时，我就去读《走出非洲》，它使我感觉舒适，并且支持我的内心，从来都不曾失败过；当我想从我那肉身中抽离出来时，我会读《七个哥特传说》或者《冬天的故事》；而后来的时候，我会去读《最后的传说》。

大约两年前，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我是其中的一名会员——给我写信，说学会已经授予伊萨克·迪内森荣誉会员称号并邀其前来访问。我对见她一面这件事颇有些踌躇，因为伊萨克·迪内森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如此根深蒂固，我担心真实将会对这一印象造成干扰。但是，我还是去了那场晚宴。在鸡尾酒会时间里，当我遇到学会主席时，便向他提了一个不情之请。我问他，在晚宴聚会的时候，我能否坐在伊萨克·迪内森旁边。出乎我意料之外并使我倍感欣喜的是，学会主席说她也提出想要挨着我坐，因此桌子上的座位牌已经如愿摆好了。学会主席同样也对我提问，请教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她，因为她的名字是卡伦·布里克森—芬内克男爵夫人。我能够跟他说的就只是，在第一次聚会上，我不会叫她“布奇”[118]。我说：“我觉得最好的是‘布里克森’，因此我会称呼她‘布里克森’。”我就是这么叫的，直到我们讨论如何直呼其名的问题时，她请求我喊她谭雅——这是她的英文名字。

人们还能怎样想象一位闪耀的存在呢？我只见过一张她二十岁上下时的照片：身体结实、充满活力，极为漂亮，带着她的一只苏格兰猎鹿犬，站在非洲原始丛林的树阴里。我并未具象化地去想象过她这个人。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看上去非常非常虚弱、衰老，不过，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脸色红润，就好像哪间老教堂里燃着的蜡烛。当我看到她的脆弱时，我的心颤抖了。

当她在那晚的学会晚宴上讲话时，我以前在那儿从未见过的事情发生了——当她完成演讲时，每一位会员都起立鼓掌，向她致敬。

用餐时，她说想见见玛丽莲·梦露。因为我见过玛丽莲几次，加上阿瑟·米勒[119]当时就坐在旁边一桌，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件事要安排好是非常容易的。我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想象中的朋友——伊萨克·迪内森，请她与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一起在我家里共进午餐。

谭雅是个特别健谈的人，相当喜欢说话。有着漂亮蓝色眼睛的玛丽莲和我们所有其他在场的人一样，以一种听故事的方式聆听着那些以“很久很久以前……”起头的事。谭雅聊到她的朋友贝克莱·科勒和丹尼斯·芬奇—哈顿[120]。她说话时总是那么热情且温暖，听众们完全想不到去尝试打断她的讲话，或者转换她那奇迹般精彩的话题。

谭雅只吃牡蛎，只喝香槟。在午餐会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牡蛎，还给大胃口的食客备好了特大号的蛋奶酥。阿瑟问她究竟是哪个医生告诉她除了牡蛎和香槟之外其余一概不用的营养食谱，她看着他，回答得相当直爽：“医生？医生们被我的食谱吓破了胆。这不过是因为我爱香槟，我爱牡蛎，它们同我是完全合拍的。”稍后，她补充道：“不过，有些令人感到伤心的是，如果牡蛎不当季，那么，在那沉闷的好几个月里，我就不得不回到芦笋上面去了。”阿瑟提到某些有关蛋白质的东西，谭雅应道：“关于那个，我可是一点儿都不懂，但是，我老了，我只吃我想吃的东西和那些跟我合拍的东西。”然后，她就又回到关于非洲朋友的记忆碎片中去了。

与非白人在一起，对她而言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我的管家埃达就不是白人。我的园丁杰西和山姆也都不是。午餐过后，每个人都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埃达的一位朋友带来一台摄影棚用的摄影机，那里面存下了谭雅和玛丽莲、我和阿瑟跳舞的影像，以及全体围成大圈跳舞的热烈场面。我喜欢回忆这件事，因为我之后再也没和谭雅见过面。作家们之间很少写信，我们的交流虽不频繁，却也毫不含糊。在我生病的时候，她给我捎来花束和她在昂斯塔德海岸[121]的照片，还有她的奶牛和心爱的狗儿的可爱照片。

去年，在我被邀请去英格兰参加切尔滕纳姆大学庆典讲座时，我给谭雅写信，问她是否可能跟我在伦敦相会。我收到克拉拉的回信，说她不仅不能来伦敦，而且现在几乎已不能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了。那之后不久，我从报纸上读到，这位最闪耀的存在去世了。

在伦敦，塞西尔·比顿[122]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在谭雅过世前两周，跟她一起待了一个下午。他邀我去喝茶。于是，我到了塞西尔那奇异的屋子里。起居室的墙壁镶了黑色天鹅绒，墙上挂了一张由碧碧·贝拉尔[123]所画的、壮观大气的塞西尔肖像画，是橙色的。贝拉尔是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已经去世差不多十年了。在这一氛围之下，我仿佛能看到满是活力的谭雅正以那漂亮雅致的动作喝着香槟酒，以此代茶，同时向听众们施展魔力，使他们沉迷在她那些已然久远的故事传说之中。我能够想象，她会很享受这儿的装饰风格。

塞西尔说，她去世前两周时，他人在丹麦。他跟谭雅通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在西班牙有个约会。谭雅听了便说：“嗯，那就意味着，塞西尔，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使我感到很伤心呢。”于是，塞西尔取消了他在西班牙的约会。在他有空租一辆车开去昂斯塔德海岸之前，她又打电话回来说：“塞西尔，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不希望我们的友谊仅以上一个电话那样令人倍感失望的注脚来结束。”塞西尔说：“我正要动身前往昂斯塔德海岸，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见到你了。”谭雅在房门口见了他，还有那位司机。当他看见她时，对着她深深鞠了一躬。塞西尔问她是否正受到病痛折磨。她说他们给她用的药量很足，以至于她完全都不会有疼痛。塞西尔给了我她最后一些照片的拷贝：谭雅年长且高雅，置身于心爱的收藏物、祖先们的画像、枝形吊灯和那些漂亮的旧家具之中。克拉拉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谭雅被安葬在她最喜爱的山毛榉树下，就在昂斯塔德海岸的海滩附近。

《抵押出去的房子还能住吗》写者与写作（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