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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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给亚当，他仍然没事。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药成分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药与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谋者冒险取得；因为大部分密谋者都是参谋，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需要炸药。当时一部分炸药已用在较早几次的谋刺行动中，引信则来自英国，是从被俘的法国反抗人士身上掳来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麦请我要求俄国教堂，为星期四的受难者举行一场追思会，并为身在险境中的人祈祷。有太多人了：亚当·特罗特、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她不敢请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这件事，认为俄国东正教教堂比较不引人注目。我答应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谈，并说好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尽量不声张。
早上在办公室里工作。中午亚当虽已在职员餐厅吃过午餐，我仍说服他陪我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我给他一个圣徒撒罗夫的圣像，并告诉他，梅勒妮想举行弥撒的主意。他说我们不必操心；克劳斯·施陶芬贝格是极虔诚的基督徒，全德国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弥撒。当时其他朋友也在，我们试着谈别的事。分手时，亚当告诉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如果没有一个人活下去，就没有人会再去尝试，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见面，因为我们都受到监视，云云。这些人似乎都在讲同样的话：他们一定要继续尝试！
晚上戈特弗里德载我们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他告诉我们，海尔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警察局拒绝提供任何消息，只表示：“局长今天早上出去之后，没有再回来。”
晚餐后，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布雷多大步走进来。她这个人实在很有意思；她抓着一把雨伞，坐下来说：“戈特弗里德，我想知道这档子事你到底牵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瞒着我，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戈特弗里德含糊其辞，搪塞了一顿，什么都没说。汉娜很替她19岁的女儿菲利帕担忧，她跟施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与施陶芬贝格一起遭枪决）走得很近，海夫腾似乎对她毫无隐瞒。稍晚，汉娜用纸牌替我们每个人算命；她算得很准。结果我们三个人的大限似乎都还没到。然后我们一起去她家。乔吉·帕彭海姆弹钢琴给我们听，弹得极好。然后，他、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尔德阿加处过夜。
早在7月16日，布雷多家里就已开始谈论，那个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将被炸毁。
发生空袭，我们全被拖下床。这一次炸弹就落在我们住处附近，只好进掩体躲藏；所谓掩体只不过是搭在草丛下面一栋可笑的木头建筑而已。两枚链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离不远处，因为用降落伞吊着，所以坠落的时间颇长。我们全蹲在地板上，头上戴着钢盔，阿加的钢盔歪得不像话，最紧张的时刻我还是忍俊不禁。厨子福气好，耳朵全聋，外面的噪音一点都听不见，学我们的样儿趴在地上。
下午去见约翰神父。他认为在俄国教堂内举行追思太危险，但他公寓里有个小教堂，我们在那儿举行仪式。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从头哭到尾。后来我告诉罗玛莉，我忘了海尔多夫的教名，她震惊地大叫道：“蜜丝！是沃尔夫钦！”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电话去亚当·特罗特家，他还好好的。可是等我去他办公室时，他人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秘书——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满脸惊惧！很快在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午餐，赶回办公室。这一次亚当的秘书想把我推出他房间，我挤了进去，看见一个穿便服的小个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屉，另一个人斜坐在扶手椅上。猪猡！我仔细瞄他们，想看清楚他们的扣眼，后来才想到盖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里面。我故意大声问秘书：“冯·特罗特先生呢？还没回来吗？”那两个人都抬头看我。走出房间后，秘书用充满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时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阶地冲下楼梯，闯进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表示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阻止亚当回办公室，盖世太保已经来搜了。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说：“太迟了！今天中午他们已经把他带走了。幸好当时亚历克斯·韦特跟他在一起。他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希望很快就会回来，查出亚当为什么遭到逮捕。”法官显然仍未起疑心，他说早上亚当去威廉街外交部参加每日会议，盖世太保在那个时候走进他办公室，问他人在哪里。秘书本想溜出去警告亚当，却被捉住不准离开房间，结果亚当直接走进陷阱里。国务秘书开普勒尔（他是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纳粹党高官，曾经担任解放印度司司长）本来跟他约好下午1点在阿德隆旅馆吃午餐。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来，已派副官去打听罪名。但我怀疑西克斯不会努力太久。
我离开办公室，奔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但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只拼命流眼泪。玛莉亚试着安慰我：一定是搞错了，他不可能涉案的，云云。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绝对不能做任何解释。
过了一会儿，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他自己也有麻烦，因为他的上司，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将军（我们去战俘营看吉姆·维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参与兵变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尔会面发生严重争执后已遭到逮捕。为什么哈泽不当场就把那个鼠辈给毙了？
好几个人已经自杀；包括将位于东普鲁士的产业拉斯滕堡让给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伦多夫伯爵。哈登堡王子听说有人去逮捕他，开枪射中自己的胃，伤得很严重。他很早便参与反抗活动，因为施陶芬贝格和维尔纳·海夫腾最后一个周末是去他家过的，所以受到怀疑。结果逮捕他的两名盖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发生车祸死了——这是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我们部里的汉斯—贝恩德·海夫腾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据说他们还发现了名单。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厅的沙发上。他们还是没装窗子，不过天气炎热，反正也没有差别。空袭在午夜开始，机群很快便飞到头顶上，我们几乎没时间穿衣服便仓皇钻进隔壁房屋（去年11月烧毁）的地窖里去。敌机投下空雷。这么多年来，这是我头一次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事实上，伦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脱逃；但后来又被逮住，之后被处绞刑。
有些名单不可避免（诸如为进行“女武神”计划，必须列出各军事指挥部内负责联络的密谋军官）；有些（譬如未来政府的组成人员）却不可宽赦，像是冯·德·舒伦堡大使被列入名单，事先根本没跟他商量过。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里克特依旧保持镇静；显然并不知道亚当·特罗特和汉斯—贝恩德·海夫腾涉案有多深，认为一切都是误会，很快就会化解。可是当亚历克斯·韦特走进来，只绝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法官和莱波尔特都一副惊愕的表情。
我实在没办法待在办公室，决定回家。玛莉亚·格斯多夫已经慌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玛莉亚的挚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为资深公务员，长期参与反抗活动。他的名字列在密谋者的内阁名单上。
午餐过后，珀西·弗雷来看我。我领他走到屋外的废墟里，告诉他以后我不能再和他见面；常在玛莉亚家出入的人，现在可能都遭到监视，他那辆挂着外国牌照、全新的汽车太引人侧目。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和外国人交往。他同意最稳妥的做法是，偶尔打电话去“狮窝”（也就是办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个人在格林瓦尔德里散步，独自坐在长凳上一整个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么看我。
晚上戈培尔再次在收音机上广播，谈这次谋刺行动，尽可能恶毒地攻击每一个人。不过舆论似乎并不支持政府。街上的行人看起来各个脸色惨白，心情沮丧，甚至不敢直视别人。一位电车车长大声批评戈培尔的谈话，对我说：“真令人作呕！”
但“安全局”对于当时大众反应的报告（战后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却显示一般民众及前线部队都不支持该次兵变，就连各教会亦正式发表谴责声明。
毕竟德国境内的反抗运动规模一直不大，只有少数由个人或小集团发起的独立行动，互无关连，又少互通声息。这些行动从谴责不公平待遇、协助遭威胁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划兵变及谋刺希特勒不等。最后的这个极端手段，就连许多最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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