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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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2月10日，星期六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来我们部门的病人一般状况都很糟，大部分都超过50岁或不满20岁。通常都刚刚接获召集令。蒂姆医生必须决定他们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因为蒂姆医生有一种恶意的幽默感，所以他与病人的对话有时颇不堪，有时又令人捧腹。

回家的路程又极漫长。

2月17日，星期六

过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袭，今天居然没有。下午醒来后发觉高烧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后蹒跚走去美容院，心里祈祷别在路上撞见任何医生。朋友们来看我。旅馆亦送餐到我房间，还算幸运。

2月18日，星期日

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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