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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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我介绍以后,莉萨——科尔曼的女儿——很快把我拉到一边,她用胳膊搂着我,声音哽咽地耳语道:“你是他的朋友。你是他剩下的唯一朋友。你一定最后见过他。”
“我们一度是朋友。”我说,却只字未提几个月前,在那个8月的星期六早晨,在探戈伍德最后见到他的情形,也没有告诉她他在那以前就已经故意地让这短暂的友谊告一段落。
“我们失去了他。”她说。
“我知道。”
“我们失去了他。”她重复一遍,接着便哭起来,不再想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很敬佩他。我和他相识的时间再长一些就好了。”
“怎么会出事的?”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发疯了?他有没有神经错乱?”
“绝对没有。没有。”
“那么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
在我没有回答后(我怎么能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知道答案)她的胳膊慢慢地从我身上滑了下去。在我们继续站在一起的几秒钟里,我看见她与她父亲是多么的相像——正如福妮雅酷似她的父亲一样——有着相同的犹如雕刻出来的木偶般的五官,相同的绿色眼睛,相同的浅褐色皮肤,甚至身架也是肩膀略窄的科尔曼轻量型体操运动员身架的翻版。母亲,艾丽斯·西尔克,其有形遗传基因似乎仅仅留存在莉萨的一头奇妙的纠缠蓬松的深色头发中。在艾丽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中——科尔曼拿给我看的家庭照相册里的——面部五官几乎显得可有可无,她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倘若并非她整体意义的,似乎全部集中体现在那头倔强、富有戏剧性的头发上。可是对莉萨而言,她的头发与她的性格之间形成的反差,则远比她单纯长出一头跟她母亲一模一样的头发更令人惊讶。
我与她待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明显地感到,她和她父亲之间的联系现在是中断了,但在她的余生中他不会有一天从她脑子里消失。对他的思念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牢牢地与她的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每一件她所做或没做的细小的事情焊接在一起。身为被宠爱的小女儿,她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又在他辞世之际与他断绝往来,这一切的后果将使得这个女人永无宁日。
三个姓西尔克的男人——莉萨的双胞胎兄弟,马克,以及两个大孩子,杰夫和马基——在跟我打招呼时不像她那样伤感。我没有看见马克作为一个受辱儿子愤怒的激烈程度,可是大约一个小时后,当他冷静的面容在墓地边失去控制时,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痛失亲人、伤心欲绝的人。杰夫和马基显然是西尔克孩子中最坚定的,在他们身上你清楚地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母亲的印记:如果不包括她的头发(两人都已谢顶)、她的身高、她自信的坚定核心、她的权威。这是两个从不含糊的人,这在他们所表示的欢迎态度及所说的几个字里就让人一目了然了。当你会见杰夫和马基,特别是如果他们两人并肩而立的时候,你必定感到棋逢对手了。在我还没有认识科尔曼之前——在他的鼎盛期,在他尚未置身不断变窄的愤怒的牢狱以至飞速失去控制之前,在曾经造就了他自身的成就从他生活中消失之前——你肯定也在他的身上遇见了你的对手,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指控他说过种族歧视性的话语后,与院长折中的愿望便迅速地形成一股合力。
尽管镇上蜚短流长的谣言不绝于耳,出席科尔曼葬礼的人却大大超乎我的想象;自然也出乎科尔曼自己的想象。前面六七排的座位已经坐满,在我身后还有人继续拥进来,我在离圣坛有一半距离的地方找到一个空位,我认出身边的人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前一天我见过他。斯莫基是否明白他仅在一年前就有可能在这个里山界教堂里举行他自己的葬礼?也许他参加葬礼与其说是为了向这个他情欲的后继者表示敬意,不如说为了对他自己的好运气表达感激。
在斯莫基另一侧坐着一位妇人,我猜想是他的太太,是四十岁上下,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一位雅典娜同学。斯莫基早在70年代就和她喜结良缘,现在是他们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我开始环顾左右时,发现霍伦贝克一家人是除了科尔曼的家人外最年轻的了。大多数都是雅典娜的老人——科尔曼在艾丽斯死之前和他退休之前认识了近四十年的学院教职员。科尔曼会对这些来到里山界教堂为他送行的老人作何想法?如果他能够看到他们坐在他的棺木前的话,很可能说出如下的话:“一个多么适合自我赞扬的场合啊。他们肯定对于自己没有因为我对他们的蔑视而排斥我,产生自我崇高感。”
坐在他的同事们中间,我奇怪地想到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且又彬彬有礼的专业人士却如此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悠久的人类梦想的俘虏,轻信在某种形势下单独一个人就能够体现邪恶。然而这种梦想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不会消亡的,是有着深刻含义的。
当外面的大门关上以后,西尔克家人在第一排就座时,我看见几乎三分之二的教堂坐满了人,三百人,或许不止,等待着这古老而自然的人类事件吸纳他们对于生命终结的恐惧。我看见了马克·西尔克,他是兄弟中唯一一个头顶上戴着小帽的。
很可能像在场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着科尔曼孩子中的一个跨上圣坛,第一个致辞。但那天早晨将只有一名致辞者,他就是赫伯特·基布尔——西尔克院长聘用的成为雅典娜第一位黑人教授的政治学教授。很明显,家庭成员选中基布尔致辞和他们选中里山界举行仪式出于相同的理由:恢复他们父亲的名誉,将雅典娜的日历翻回原处,将科尔曼送回他以前的地位与威望。当我回想起杰夫和马基分别非常严肃地与我握手,表示久仰大名,并对我说“非常感谢你的光临——全家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时,当我猜想他们一定对每位悼念者(其中的许多人是他们从小就认识的),都重复了类似的一番话时,我不由得想到,行政楼若不重新命名为科尔曼·西尔克大楼,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么这地方几乎坐满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们一定自车祸以来便不断地打电话,以当年老戴利竞选芝加哥市长时将选民驱赶到投票站的方式将悼念者聚拢到一起。而且他们一定在基布尔身上狠下了一番工夫,说服他自愿地充当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我越是想象着这两个西尔克小伙子反剪基布尔的胳膊,恐吓他,冲着他吼叫,指责他,也许甚至因为他背叛他们父亲的方式而威胁他,就越发喜欢他们,而且也就越发喜欢科尔曼,为他生下了两个魁梧、坚定、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对于为他翻案而必须做的一切是没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这两个人是会帮助将莱斯特·法利绳之以法,让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的。
我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们离开市镇前,他们——用我想象他们说服基布尔一模一样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让我明白我必须放弃它:忘记莱斯特·法利以及事故的境况,千万别敦促警察局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父亲与福妮雅·法利的恋情由于我的强求而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的话,他们的反对将是不计后果的。福妮雅·法利是个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听见的名字,更不要说是在一场牵涉丑闻的审讯中,审讯将被当地报纸大肆炒作,并给本地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科尔曼·西尔克大楼就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实现的梦。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联系的理想的女人,”杰夫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马基则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又重复一遍。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在经营20世纪福克斯[1]。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身材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颠跛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似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矮墙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朗其·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组建第一支黑人篮球队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象西尔克小子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以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上苍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1996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的第一名学术任命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我会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冤案,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
《人性的脏面》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