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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故事的中间部分发生在199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就像家庭影片里记录的一样，家里早就只剩下妈妈、我和摄像机后面的爸爸了。1996年，是哥哥消失的第十年，也是姐姐消失的第十七年。在故事的中间部分，哥哥姐姐都不在了，尽管要是我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到1996年，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很少再想到他们了。

1996年。闰年。农历火鼠年。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太让人痛苦了。塔利班攻克喀布尔。萨拉热窝围城战役结束。查尔斯和戴安娜离婚。

海尔-波普彗星出现在地球上空。11月，有人称海尔-波普彗星后面有类似土星的物体。克隆羊多莉和击败国际象棋大师的计算机“深蓝”是那年的超级巨星。科学家发现了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证据。海尔-波普彗星后面的土星状物体可能是外星人的太空飞船。1997年5月，三十九个人拼命想登上这艘飞船。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的生活就显得太普通了。1996年，我二十二岁，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混日子。这是我在这个学校的第五年，但我仍然在读大三，也可能是大四。我一点都不在乎工作、学校的要求和学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还是不能尽快毕业。爸爸总是说，我上学时间倒是很久，却没学到一定深度。

不过我一点都不着急。我没有什么野心——既不想受万人赞赏，又不想被人责骂——我就夹在这两者中间受着折磨。但这并不重要，没有哪个专业绝对能把学生带领到其中一端。

我仍然在花父母的钱，他们觉得我越来越讨人厌了。妈妈最近很容易生气，她以前可不是这样。妈妈生起气来理直气壮，好像吃过兴奋剂一样。她最近宣布以后再也不做我和我爸的翻译员和传声筒了。我和爸爸后来很少说话，所以我并不介意。爸爸是一名大学教授，骨子里是个老学究。每次跟他讲话一定会被教训，就像每吃一颗樱桃都会有核。直到今天，一听到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我都想咬人。

那年秋天来得很突然，就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一天早上我正骑自行车去上课，一大群加拿大黑雁从我头顶飞过。我看不到它们，也看不到其他东西，但是我听到了头顶上大雁们奔放的叫声。那天早上吐尔雾缭绕，我被困在了大雾中，拼命蹬着自行车穿越重重浓雾。吐尔雾和其他雾不同，一般的雾都厚薄不一而且飘在空中，而吐尔雾却又厚又重。人们也许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中都不敢快速移动，而我却不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恶作剧和恐怖事件，所以我觉得在大雾里骑行特别刺激。

湿湿的空气让我觉得神清气爽，稍稍转换到了我狂野的一面。说到我的狂野，我可能会在图书馆调戏坐在我身边的人（如果那个人长得好看的话），也有可能会在课堂上做白日梦。我之前经常能感觉到我狂野的一面，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却没有什么用。

中午我在学校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好像是奶酪三明治，算了就当是奶酪三明治吧。我习惯把书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要是有让我感兴趣的人过来，我就快速把书拿走让他坐过来；要是无趣的人过来，书放在那儿他们就不能坐过来了。二十二岁的我对“兴趣”的定义特别肤浅，而且拿我这套标准来看，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一对情侣坐得离我不远，女孩的说话声越来越大，我被迫听起了他们的谈话。“你他妈的想要更多空间？”女孩大吼。她穿一件蓝色短袖T恤，戴一条挂着玻璃天使鱼的项链，又长又黑的头发编成了一根凌乱的辫子。她站起来，胳膊一扫，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了地上。她有漂亮的二头肌，我以前也希望能有她那样漂亮的手臂。

桌上的碗盘全都掉在地上摔碎了，番茄酱和可乐溅了一地，跟各种碎片混在一起。当时餐厅里肯定在放音乐，因为现在所有餐厅都有背景音乐。我们的一生都混在各种声音里（有些声音极具讽刺意味，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我就是随便说说），但是我确实不记得那天到底有没有放音乐。也许那天餐厅很贴心，没有放音乐，四周很安静，只有烤肉的吱吱声。

“怎么样？”女孩问道，“别跟我说让我安静，我不是在给你更多空间吗？”她使劲推桌子，把桌子掀翻了。“这样呢？”她提高了声音，“能麻烦大家离开这里吗？我男朋友需要更多空间。他妈的他需要很多空间。”她砰地把椅子推倒，椅子刚好倒在那一堆番茄酱和碎餐具上。之后又传来各种东西被砸碎的声音，还有咖啡在半空中飘荡。

其他人都惊呆了——拿叉子的手停在半空中，勺子泡在汤里面——就像是维苏威火山爆发后人们的反应。

她男朋友说了一句：“亲爱的，别这样。”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来，所以他就不厌其烦地一直说。她又跑到了另一张桌子前面，那张桌子上只有一个装着脏餐具的托盘。她很有技巧地把桌上所有能摔的东西都摔碎了，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扔了。一个盐瓶在地上旋转着，转到我的脚边停下了。

一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劝她吃点镇静药。她朝他扔了一个勺子，勺子从他额头上弹飞了，声音很大。“别帮混蛋！”她的声音可一点都不镇静。

他蔫蔫地坐下来，睁大眼睛，对屋子里其他人说：“我没事。”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说服力。过了一会儿，他反应过来了，“吃屎吧！我被打了！”

“就是这坨屎，我再也不想跟这坨屎在一起了。”女孩的男朋友说。他个头很大，脸却很瘦，穿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一件长外套，鼻子长得像一把刀。“你尽管把这个餐厅都砸了吧，你个发神经的婊子。不过你得先把我家钥匙还给我。”

她又扔了一把椅子，椅子在空中的时候离我的头大概只有四英尺。不不，四英尺应该是我说多了，应该不到四英尺，因为椅子砸到了我坐的那张桌子，把桌子掀翻了。就在桌子倒地的瞬间，我抓住了我的玻璃杯和餐盘，而我的书却砰地掉在了地上。“你过来拿！”她跟他说。

这个场景正中我的笑点，一个厨师在一堆碎盘子上发出邀请，我立刻就抽筋一样笑了起来，我的笑声听上去像奇怪的鸭子叫，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我这里。我赶紧停下不笑了，因为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所有人就又把头转了回去。餐厅玻璃墙外面已经站了一堆人，他们注意到了里面的动静，正在观战。有三个人本来要进来吃饭，现在就在门口停下了。

“别以为我不敢。”他朝她走了几步。她用手舀了一把沾满番茄酱的方糖朝他扔过去。

“我受够了！”他吼道，“咱们没戏了！我会把你的垃圾扔在走廊里然后换锁！”他转身要走，她朝他扔了一个玻璃杯，正好打到了他的耳朵。他踩空了一步，踉跄一下，用一只手摸了摸被打的耳朵，看看有没有出血。“你还欠我煤气费。”他没回头，“给我寄过来！”说完就走了。

门关上的时候，女孩停了一下。然后她转过身对我们吼道：“你们这些人看什么看？”她拿起一把椅子，我不知道她是想把它放回去还是想继续扔。我觉得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一名校园警察赶到了，小心翼翼地朝我走过来，手一直放在枪套上。我站在一堆翻倒的桌椅里面，手里拿着装着半杯牛奶的无辜的玻璃杯和餐盘，餐盘上还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无辜的奶酪三明治。“亲爱的，把它们放下。”他说，“坐下来好好说。”放下？放在哪儿？坐下？坐在哪儿？我方圆几里的东西都倒下了，就只有我一个还站着。“我们好好说。你可以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保证你现在没有任何麻烦。”

“不是她。”柜台后面的女人跟校园警察说。她块头很大，岁数也挺大，大概有四十多岁，上嘴唇有一颗美人痣，眼线一直画到眼角。之前我把汉堡拿回去加热的时候，她曾经这样对我说：“你看起来像这儿的老板，来去很是随意，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是那个大个子。”她对警察说，伸手指着真正的肇事者。但是警察并没有注意到她，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时刻留意着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冷静，”他又说了一遍，语气很友好还有几分温柔，“我保证你现在没有任何麻烦。”他向前走了一步，正好经过了那个编着辫子拿着椅子的肇事女生。我隔着警察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

“当你需要警察的时候，你一个都找不到。”她笑着对我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是一种迷人的笑容。“恶人多作怪。”她把椅子举过头顶。“可是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她把椅子朝门扔过去，正好是远离我和校园警察的方向。椅子背先着地了。

警察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手里的盘子和叉子掉在了地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左手手指不知怎的突然松了一下。听到声音，警察立刻又回过头来。

我手上还拿着我的玻璃杯，里面装着半杯牛奶。我举了举杯子，像要敬酒一样。“住手！”他说，这次他的声音已经没有那么友好了，“我可不是来过家家的。你他妈的别来挑战我。”

我又把玻璃杯扔在了地上。杯子破了，牛奶洒到了我的一只鞋上还钻进了我的袜子里。这次不是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而是用吃奶的劲儿扔在地上的。

《我们都发狂了是什么歌》1（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