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节 与士共天下 如何看待宋仁宗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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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说到，因为大宋王朝不承认李元昊的皇帝称号，后者一怒发兵，可是打着打着，因为经济问题，老李没钱了，就打不下去了，转而向宋朝求和。

这事儿如果是秦皇、汉武、唐宗时代，那是绝对不能忍，怎么滴，你说打就打，说不打就不打，逗我玩哪？可是大宋王朝不是这样的「好战分子」，它是最爱好和平的一个朝代，一听对方要和谈，那赶紧打扫好卫生，大开城门，迎接对方的使者。

一、「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

就这样，公元1044年，西夏和宋朝达成一个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内容超级简单，李元昊名义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要给西夏7万两白银，3万斤茶叶和15万匹的绢帛，算作是当皇帝的赏赐，给下属的礼物，双方各自收兵。北宋这群二百五因为人家建国独立，骂了几句，每年就要赔上25万钱，这生意，无论如何看，都是亏本的。

不过西夏这么一搅合，却让范仲淹赚大发了，不仅让他在朝堂之上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以至于达到了参知政事这样的宰相位置，而且还因为这段时间的军旅生涯，让他写出了一首改变整个宋词风格的作品，那就是《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我们说宋词开始都是男欢女爱，宫廷宴饮吹牛皮，到李煜李后主的时候，加入了慨叹抒情，后来晏殊又开创了清丽的婉约派。现在，范仲淹用一曲低沉、悲壮而雄浑的《渔家傲》，宣告了豪放派的闪亮登场。这首词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苏东坡和辛弃疾，他们接过了他的衣钵，开创了宋朝词坛豪放一派，影响相当地深远，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范老爷子写完了词，就开始干他的正事儿，一项后来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也就此上演。他为啥要改革？自然是因为发现了问题，啥问题呢？四个字，内忧外患。外患自不必说，对西夏李元昊的独立，宋朝无可奈何，还要给钱，而且北方大辽国趁机提出新的条件，每年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之上，增加20万两的岁贡，宋仁宗也只有咬牙答应。如果不是还有大将狄青，先后平定了壮族的反叛和西夏李元昊的第四波进攻，还要赔多少钱，甚至是不是割地求和，那都不一定，这些，当然是实打实的外患。

至于说内忧，就是一句话，官员太多，钱不够花。我们说过北宋的地盘只有唐朝的四分之一，但仁宗这时候的官员已经达到了20000多人，对比一下大唐，最繁华、官员最多的唐玄宗时代也不过是18000多官员，如果把国土面积算上，也就是大宋朝平均一平方公里上面的官员数量，是唐朝的五倍。这就是大臣宋祁在1039年给仁宗上书所说的：「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这种现象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冗官。

就这样，公元1043年9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可以这样说，这十条主张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只要实行下去，肯定有好处。

那么，这个庆历新政是不是成功了呢？没有。不成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反对派的势力太大，实际上，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是大多数，但庙堂之上，身居高位的人大多数都是变革派，也就是范仲淹这一伙儿的。当时主政的宰相，除了范仲淹，还有富弼、韩琦、杜衍，当时皇帝最信任的谏官有四个，分别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为什么一场皇帝、宰相和大多数元老重臣都支持的改革，最后还整失败了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改革派大多数是书呆子。

首先我们说欧阳修，这哥儿们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主持修订了《新唐书》，还独自写了《新五代史》，现在一些很有名的句子，比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或者「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还有「泪眼看花花不语」等等，都出自这位欧阳大老爷，说他是史学家，文学家毫不过分。可惜的是，有知识不一定等于有政治头脑。

他和当时的御史台老大御史中丞王拱辰是连襟关系，也就是同一个老丈人，而且两人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相当于同学，这种关系只要稍加示好，就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千不该，万不该，那个王拱辰不应该当初和欧阳修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还考中了状元，这让欧阳修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对这位当年压自己一头的状元郎连襟没有任何好感。

这一次，欧阳修跟着范仲淹搞改革，本来应该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欧阳修还是我行我素地和王拱辰处处针锋相对，于是，很自然地，把改革的中间派王拱辰推到了对立派那一面。而王拱辰的本职工作是啥？御史中丞，换句话说，监督官员的，相当于后世的东厂，克格勃或者FBI。

这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名陕西官员向仁宗递上去了一本奏折，状告一个叫做滕子京的官员贪赃枉法，《宋史》里说「费公钱16万贯」，贪污了这么多钱自然要查，结果滕子京在查账的人来到之前，一把火把账本全烧了，这一下子，仁宗震怒，要彻底追查。

为什么这个滕子京有这么大胆子呢？因为他的背后站着范仲淹，两人既是朋友，也是同一年中的进士，而且范仲淹在去西北打仗之前，还郑重其事地向仁宗推荐滕子京代替自己，换句话说，藤子京是改革家范仲淹手下的一名大将。

接下来，御史中丞王拱辰和范仲淹在滕子京的问题上开始了殊死较量，两人都用辞官不做为要挟，弄得仁宗差点没疯了，最后只能妥协，把滕子京贬了一级，打发到岳阳了事。下面的事情我们在中学学过，滕子京到岳阳之后，重新修岳阳楼，然后派人给范仲淹送了一张《洞庭秋晚图》，请他给写篇文章。范仲淹大笔一挥，在从来没去过岳阳楼的前提之下，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里面更是有一句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先不评论这句话，我只想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滕子京「不以己悲」，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那就是瞎扯淡，实际上，《宋史》记载，滕子京在岳阳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就连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里都说，这哥们「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也就是又划拉了近万贯的民脂民膏。

航拍岳阳楼（图源网络）

在藤子京被弹劾这件事上，范仲淹是极其不成熟，不理智，藤子京贪污可以说是证据确凿，死保这样一个大贪污犯只能让皇帝讨厌你，尤其重要的是，让皇帝认为你范仲淹搞小团体，在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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