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节 成败两难说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成功与失败（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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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首都安庆门去看大门，然后又让人带话给他，你小子要是赞同新法，就回来当官。
一般人到这一步，或者屈服，或者破口大骂，然后绝交，可是郑侠却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这话的意思是，您用官帽子来诱惑我郑侠，有点儿小看我啊，然后，这哥们就去做了看门的老大爷，但是同时，他却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变法对小商小贩的冲击，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极怠工，仍旧尽职尽责，一直到他看见城外因为王安石新法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而王安石又对他的劝告压根不听的情况下，这才用了非常之法，直接给神宗上书，以命相赌，要求废除新法。
如此这般，我们现在就必须来问一句了，王安石的新法真的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差吗？而且前面我们解释那个青苗法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一个既有利于政府，又有利于人民的法规吗？很不幸，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法规很好没错，可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差也没错。
前面我们说了大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四个原因，现在就来说第五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派王安石们急于要看到变法成果的心理，导致法规执行出了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急于想看到改革成果就出了问题？答案就一句话，欲速而不达。这可以用现在的新冠状病毒来做个比喻，这玩意进入身体之后，人体免疫系统需要一个过程，看清楚这玩意儿长啥样，穿啥颜色的衣服，有没有内裤等等，然后才能发动大规模战役，精准地清除这些病毒，可是要把病毒看清楚就需要时间，在这个程序完成之前，如果免疫系统太着急，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小细胞们死了一大片，就提前发动了总攻，那就只能是不分敌我，一顿瞎忙活，把病毒干死的同时，也把人体健康细胞杀死了，最后大家同归于尽，这叫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状病毒致死的最大原因之一。
王安石这些改革家也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着急，还拿我们熟悉的青苗法为例，本来是好事，青黄不接时，政府借给贫苦农民粮食，秋天连本带利收回，可是宋神宗和王安石急于看到成果，他们期待的成果是政府库房里的钱财要急速增加；地方官也急于看到成果，他们要看的成果是老百姓踊跃借粮，积极还粮，皇帝和宰相一高兴，升了自己的官；下面负责具体执行的官吏更急于看到成果，那就是借粮的数目越大，他们经手的钱财就越多，油水自然也越厚。
这样一来，针对的可就不仅仅是贫苦老百姓了，在他们的默契之下，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要在春天去政府借粮，而且是越富的老百姓越要借，因为你还得起利息。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本来只应该针对病毒，也就是穷苦百姓，可是现在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棒子扫过去，所有细胞，也就是全体老百姓都倒了霉，吕惠卿上面说的那句「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变成了一句空话。也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坏了，你要知道，人家大地主黄世仁往外借粮的时候，富裕的老百姓是可以不借的，现在却等于是每年硬生生地，让他们多付出二分本来不应该付的利息，而且，后来发展到他们还要为那些贫穷的老百姓担保。至于说贫苦老百姓，本来只需要借一麻袋粮食，可是现在小官吏们嘴一撇，起步价五麻袋，必须借。因为借得多，利息就多，政绩也好看，那最后自然是富裕老百姓破产，贫穷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可以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些情况，王安石和宋神宗是看不到的，或者说他们不想看，他们看见的是，政府的财富迅速而高效地积累起来。
这种通过青苗法朝廷得到的额外财富，也就是老百姓付的利息叫做「青苗钱」，此外还有「免疫钱」「市易钱」等等。据《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宋神宗通过变法，让宋朝国库从赤字一下子变成了盈余，史书上说：「所收财税，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也就是变法若干年，国库的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如果这钱真的是以经济手段做大蛋糕之后得来的，那我们说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成功的，但很明显，这些钱里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实质上的对老百姓的盘剥，所以，也就难怪有那么多大臣，比如司马光苏轼等强烈反对变法，到郑侠这儿，形成了最后的高潮。
《流民图》局部（图源网络）
也正是因为郑侠的这幅《流民图》和奏章，让宋神宗意识到了大家反对王安石的第五点理由，而且这哥们也不傻，各种反馈他也早有耳闻，郑侠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神宗这时候对王安石说：「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哥们啊，我担心是不是咱俩干的这事儿有点问题啊。于是乎，神宗暂停了向老百姓收「青苗钱」和「免疫钱」，又罢除了方田法和保甲法，一共颁布了十八条暂缓改革的措施。
《宋史》里记载，老百姓对这个举措的反应是「民间欢叫相贺，越三日，大雨」，这个事儿就很神奇了，老百姓对于暂停新法叫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啥三天之后，真的就下大雨了呢？答案我也不知道，像天人感应这么玄妙的事情我是不敢说的。
到了这一步，王安石在宰相的位置上是呆不下去了，理想归理想，现实毕竟是现实。公元1074年，在变法五年之后，王安石被罢黜了宰相的官职，改任江宁知府，回到老地方去做地方官了，但是不是说新法就完全被废除了呢？那还没有，毕竟宋神宗的库房里堆得满满登登的都是钱，这老小子得到了新法的实惠，哪能那么容易就收手，暂缓改革，王安石罢相，只是安抚老百姓的手段，宋神宗启用吕惠卿接替了王安石，继续主持变法。
我们说吕惠卿这家伙人品有问题，本来他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王安石干的，现在一看王安石倒霉了，就想彻底打倒王安石，让自己成为变法派也就是新党首领。不过，他搞阴谋诡计的水平差了点儿，上蹿下跳几次之后，就被朝廷里依旧想念王安石的大臣们联合干趴下，又把王大人给请了回来。
公元1075年2月，王安石第二次当上了宰相，但这一次，宋神宗对他的支持明显有保留，《宋史》上说「上益厌之」，也就是越来越不喜欢王安石。对于这一点，王安石自己当然也清楚，重新当上宰相的第二年，他主动上书说，自己儿子死了，没心情干活。
就这样，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又一次辞去了宰相，封为舒国公，从此，基本上就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
四、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综合前面我们说的，基本上就是十二个字：「变法有理，施法不当，成败参半。」首先变法有理不用说，连大胡子司马光，大才子苏轼这些强烈反对王安石的，都认为北宋神宗时代，必须要变一变了，而且我也认为这些人里面，王安石是最具有改革能力的，其他人批评王安石的时候口吐莲花，吐沫横飞，可是你只要问他们一句，国家没钱，你说咋整？那些孔夫子的好学生马上就会闭嘴，因为他们除了道德文章，别的一概不会。
王安石曾经说过一句话：「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意思是一个社会既要有私人商人资本家，但也不能任由他们发展，没有这类人，社会就是死水一潭，物流不畅，大家谁也富裕不起来，可是如果让这些家伙完全兴盛起来，变成华尔街那样的大鳄，那么工农业都会受到影响，这就叫做「去本者众」。这个道理即便就是在2021年的今天，那也是振聋发聩的警醒，更别说是在1000年前的宋朝了，可以这么说，对于商业社会的认知，王安石远远高出司马光苏轼等人。
第二个对他变法的总结就是施法不当，前面说过了，其实简略地说，就是葛优的一句话，「步子太大，扯了蛋」，太急了。如果再用一个比喻就是，国家就像一个汽车，国家越大，惯性也越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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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驶当中急打方向盘，小车可能没事，比如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但是大货车那百分百完犊子，比如前苏联，那弯儿就拐得太急了。当然，施法不当还包括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他们对人性的考虑实在是欠妥，他以为赞同他改革的都是好人、君子，反对他的都是坏蛋、小人，结果就是他的改革派阵营里大部分都是附炎趋势的小人。
最后说成败参半，失败的一面很简单，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太大，最后不得不停止一部分新法。成功的部分刚才说了钱财，朝廷收到了大笔的银子。还有一个成功点就是军事上的，由于保甲、将兵和军器法这些的实施，部队强大了很多。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熙河开边。所谓熙河，就是今天甘肃临洮的一条河，熙河开边就是占领了甘肃西北的六个州。这地方本来都是少数民族，既不服大宋王朝，也不理会西夏政权，不过平日里和宋朝的关系还算好，大家做做生意，弄点儿龙门客栈的故事点缀一下，小日子本来很平和，但宋朝政府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军事稍微强大了一点儿之后，宋神宗就采用了王韶的建议，准备拿下甘肃西北，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西夏构成前后夹击的势态，你别忘了，王安石和宋神宗可是一直想着恢复汉唐的江山。
公元1072年，王韶率宋军出击，这一仗打得很顺利，到了公元1075年，拿下了甘肃的六个州，设立了完全由宋朝主持的政府、市贸等机构，形成了对西夏的夹击之态，宋史上说「宋几振矣」，也就是宋朝差一点就振作起来了，不过呢，差一点儿就是差一点儿，最后随着王安石的下台，宋神宗独木难支，大宋王朝的开边行动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的第三年，公元1079年，有一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成员被调任湖州做知州，按照惯例，这哥们要写一篇文章，谢谢皇帝老子给自己这个官当。很不幸的是，这家伙是一个诗人，写这篇《湖州谢表》的时候难免带了一些感情，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叫「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四十多岁的我又愚蠢又老迈，只能来湖州这破地方当一个小市长了。
谁都能听出来，这话有怨气，改革派的新党战士们在王安石下台之后，改革进行艰难之际，一个个正憋着一肚子气，现在怎么滴？你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居然也敢抱怨，于是乎，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诬告顿时砸向了这个知识分子，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随之诞生，在这个案件里，这位妥妥地占据了C位，绝对是主角的诗人，名字叫苏轼，外号苏东坡。备案号:YXX149BbMEGf4zX4Nvubgpa
《北宋到南宋的历史变迁》第 10 节 成败两难说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成功与失败（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