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节 文青宋徽宗 瘦金体的发明者北宋第一昏君(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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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改革家王安石于公元1086年5月在南京去世,葬礼比较寒酸,死得不太风光是事实,不过从大宋朝廷这方面来说,也没亏待他,《宋史》里说:「赠太傅,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也就是不仅追赠他一个皇帝老师这样的大帽子,还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谥号,叫做「文」,最重要的是,还让他的牌位可以放在宋神宗的庙庭里,也就是有了和宋神宗一起吃冷猪头的资格,那自然是比较香。
一、如何评价司马光?
之所以在新法废除之后,王大改革家死后还能得到这样一个待遇,是因为司马光为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手握重权的司马光也已经是年老多病,时日不多,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这位老先生在床上抱病给宋哲宗的奶奶,当时大宋王朝的实际掌权者高太后上书,说:「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大意就是,王老头这个人,是和我们政治斗争失败之后死的,这属于君子之争,可是外面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们不会这样想,他们看见今天的局面,必然落井下石,百般诋毁王安石,我司马光认为,朝廷应该抵制这股歪风邪气,给王老头儿一个相对好的评价。
关于这件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司马老爷子人品确实不错,没有对王安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光这时候,也已是时日不多,没几天活头了,中国有很多古话形容这种心态,比如兔死狐悲,或者说同病相怜,甚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等,我相信除了司马光的人品和对王安石的敬重之外,他这么做的原因也是被这种百感交集状态驱使,正所谓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尤其是曾经的一些官场争斗,不值一提。
五个月后,公元1086年9月,司马老先生留下了一句「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然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俺司马光这一辈子,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不能对别人讲的。
你要是问,司马光真是这样的人吗?我的回答就是,差不多,这哥们对于改革派的新党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但也没使用啥上不得台面的阴谋诡计,都是直接开怼,只要他上台,对着那些改革家就是一顿猛踹,而且是理所当然地猛踹。用现代的话说,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改革家,你咬我啊。从这一点上看,他很坦荡。他和王安石,很有点儿像美国开国国父亚当斯和杰斐逊两个人,那也是相爱相杀一辈子,最后同日而死,这种事在中国文化上,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宿命,他们是命运安排的对手和同志。
不过虽然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但比起王安石,司马光老先生的尘土就风光的多,他被追赠了太师和温国公的头衔,还有一个谥号「文正」。《谥法》上对「文」和「正」这两个谥号有很多解释,比如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还是文,内外宾服曰正,靖恭其位也是正等等。司马光老先生活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个字,他曾经很羡慕地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现在他死了,大宋朝廷如他所愿,把这两个字给了他做谥号,估计这哥们躺在棺材里都能笑醒。
事情还不止于此,自他之后,文正两个字就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最好的谥号,皇帝绝对不会轻易给人。甚至到了明清的时候,如果死了能给个「文正」的谥号,你让知识分子们自杀,得有一大长队的人立马抹了脖子。
至于说司马光的葬礼,那就更风光了,《宋史》里记载,当时京城的百姓「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为了参加司马光的葬礼,有些人宁可把衣服卖了,光着屁股也要凑一份份子钱,买个花圈什么的,而且大街小巷哭声一片,淹没了车马行走的声音。
无论司马老爷子死得多么惊天动地,我个人的看法都是,这哥们其实最适合做学者,大学校长,教务处主任什么的,但不适合为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他写了《资治通鉴》,但他没有政治家的才能,看完他反对王安石的那些言论,感觉他就是在背书,除了之乎者也,先人法度不可废这类废话之外,很少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知识分子,你问他国家没钱怎么办?他两眼一翻,和你说君子不谈钱。
此人品德刚正,学富五车,很有文人风骨,可是不能容人。在他心里,只有一条,谁支持新法,我就反对谁,反过来,谁积极反对新法,谁就是好人,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有一句话,他说司马光和他身后的那些旧党之人,「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只会吵架,不干实事。这个评价在我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客观的。
有时候,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神奇,虽然司马光他们没有啥具体措施,仅仅是废除了王安石的一些改革新法,却让大宋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富足的阶段。从公元1085年到1093年这八年,在高太后统治之下,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天下小康。这就难怪后来很多人说王安石的新法不好,而对司马光高太后这些保守派的旧党充满了感情,甚至就连北边的大辽和西边的西夏都说,高太后这个女人是「女中之尧舜」。
难道是王安石改革真的错了?当然不是!
我们必须要问一句,王安石当初为啥改革?四个字,国家没钱!宋神宗上台的时候,穷得是叮当乱响,国库空虚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经过王安石改革之后,史书上说,国库里的钱甚至可以用20年之久,也就是国家是确确实实地富了起来。之所以国家富裕了,王安石还会被否定,是因为他伤害了贵族和平民老百姓两方面的利益,现在废掉了新法,大家自然高兴,但我们必须清楚,司马光高太后这些旧党的人屁股下面享受的,可还是王安石弄到国库里的财富。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我认为,国家的制度、政策、方针这些玩意,绝对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普世的,永恒的制度和政策。否则的话,国家也就不需要领导人了,作为领导,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随时调整好方向,让国家这艘大船能快速又稳妥地前行。
二、宋哲宗的改革之路
言归正传,公元1093年秋天,旧党人士的保护伞,宋哲宗的奶奶,掌权的高太后病重。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就把当时的宰相,旧党的两个头目吕防和范纯仁叫到了后宫。这个范纯仁就是范仲淹的儿子,虽然他爹当年也把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范纯仁自身是保守派,不过他和苏轼差不多,都是在保守中也赞同部分改革的,也都曾经对司马光进言说有一些新法还是保留的好,可以说是一个正派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高太后对他一直很器重的原因。
不过这一次高老太太叫他进宫却并不是升他的官,而是让他辞职的,说您二位赶紧辞官吧,最好到外地去,越早越好。
高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为什么高太后临死之前不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反而让他们滚蛋,赶紧跑路呢?我们看一下这老太太的原话,她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在宋朝,「官家」这个词往往指的就是皇帝,意思很明显,我死了之后,我那个孙子,皇帝宋哲宗一定会恢复新法,你们要是现在不走,到时候可能会倒大霉。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当奶奶的,对孙子的了解也很准。《宋史》里说,高太后之所以知道宋哲宗赵煦想恢复王安石新法,是因为一件小事。宋哲宗小时候经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就对他说,孙子啊,你这个破桌子,早就应该换掉了啊。赵煦表面上唯唯诺诺地答应,但每次换了之后不长时间就又叫人搬回来,高太后就问他为什么,赵煦的回答是:「父皇遗物」,这是俺爹留给俺的,舍不得扔掉。据说就从这件事上,高太后就认定,这个孙子极其崇拜他爹,将来亲政之后,必然要恢复他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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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料事如神,事实也确实如此,她前脚刚死,孙子宋哲宗赵煦就把年号改为绍圣,打出了绍述的旗号。什么叫绍述呢?这两个汉字在古代经常用,就是现代汉语里继承革命遗志的意思。赵煦这是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俺坚决反对俺奶奶和司马光大胡子的保守派做法,就是要继承俺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遗志,把改革进行到底。
这哥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新党的领袖章惇从外地叫了回来,担任宰相。章惇这个人,早年的时候,和苏东坡大才子两人关系不错,据说经常一起游山玩水。有一次到了一个叫黑水谷的地方,两边是万丈深渊,中间只有一条横木为桥,苏轼吓得两腿发软,而章惇却满不在乎地沿着横木走到对面,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完了又慢悠悠地走了回来,我们今天尽可以批判,章惇是到处刻字的不文明游客,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由此可见,章惇是那种不怕事,胆子很大的人物,当时苏东坡就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为啥?苏东坡的解释是,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人,还怕杀人吗?
章惇敢不敢杀人我们不知道,但这哥们当了宰相之后,变脸是很快的,所有旧党成员,包括当时还活着的老朋友苏轼,马上都被贬到了外地,而且苏老爷子还是被贬得最远的,一下子就被扔到岭南,虽然嘴里说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但实际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六年之后,苏轼死在了北归的路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要是问,旧党这些家伙已经掌权七八年了,为啥章惇一上台,他们就不行了?这首先自然是因为主人换了,旧党的最大靠山高老太太死了,现在高高在上坐着的,是那个叫宋哲宗的年轻小伙子,有他给章惇撑腰,大家确实难以招架。
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中华帝国大部分时间的组织框架里,大臣们要是想架空皇帝,并不是一件难事。旧党之所以迅速地垮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简单的三个字,不团结,内斗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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