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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委员，伊里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同父亲一样，官场得意，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任职，他的资历也已经使他接近拿闲薪的那种地位了。第三个儿子却不得意，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糟，现在他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两个哥哥，尤其是两位嫂嫂，不仅不喜欢遇到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也不提到他。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这位男爵也同他的岳父一样，是一位彼得堡的官吏。伊凡·伊里奇，正如人们所说的，是lephenixdelafamille[1]。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冷漠无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鲁莽。他介乎两者之间，聪明灵活，讨人喜欢，而且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同读法律学校。弟弟没有毕业，只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了，伊凡·伊里奇则以优良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读书时他就已经是这样一种人了：办事干练，和蔼大度，善于交际，但又严格地执行他认为是属于自己职责的一切。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的人。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他都认为也是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少年时代，还是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承之徒，但他从刚进入青年时代开始，就像苍蝇爱光一样，就总是趋附社会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对他来说，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成了过眼云烟，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曾迷恋过女色，追逐过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他也沾染过一些自由思想，但这一切都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他的感觉总是能准确地向他指出这限度是什么。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干过一些他曾认为是十分卑鄙的行为，而且在干的时候就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坏的，于是他不仅转而把这样的行为看成好的，而且把自己干过的那些行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丝毫不感到痛心。

伊凡·伊里奇以十品官的资格从法律学校毕业，从父亲那儿拿到一笔置装费，就到夏默尔服装店替自己定做了一套服装，在表坠上挂了一枚刻有respicefnem[2]字样的纪念章，向亲王和老师辞了行，与同学们在多侬饭店聚了餐，便带着时髦的皮箱，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外套、刮脸和化妆用品以及带穗子的大毛巾被，动身到外省赴任去了，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就像在法律学校时一样，伊凡·伊里奇很快就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努力工作，谋取晋升，同时也愉快和适度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级的委托去巡视各县，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他都很庄重，他总是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以为豪的清廉公正的态度准确地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大多是有关分离派教徒的各种事情。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轻浮的娱乐，但在处理公务时却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情。然而，在社交场合，他常常很俏皮，妙语横生，他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正如他的上司和上司的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的，他是一个bonenfant[3]。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太太曾与这位穿着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纠缠不清，还有一位时装店的女裁缝也与他关系暧昧。他也曾同那些来出差的侍从武官一起纵酒狂欢，然后乘着马车在偏僻的大街上游荡。他也曾巴结过上司，甚至巴结过上司的太太，但这一切他都做得名正言顺，不可能招来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名言来解释：ilfautquejeunessesepasse[4]。这一切他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衣，说着法语干的，更主要的是，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圈子里，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供职了五年，后来他的职务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司法机构建立了，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成了这批新人中的一个。

伊凡·伊里奇被任命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但他还是接受了新的任命。朋友们都来为伊凡·伊里奇送行，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于是他就去赴任了。

在当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凡·伊里奇仍旧像他当特派员时那样规矩正派，彬彬有礼，公私分明，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法院预审官的职务比以前那个职务要有趣得多，更富有吸引力。担任以前那个职务时，当他穿着在夏默尔店里定做的衣服，从容不迫地走过那些战战兢兢、等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身边，或是直接走进上司的办公室，坐下来与上司一同抽烟喝茶固然很愉快，但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奉命外出视察的时候，直接听命于他的，只不过是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离派教徒。他喜欢有礼貌地、像对待同伴一样地对待他们，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有权力指使他们的，但却友好地、平易近人地对待他们。然而那时候这种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作为法院的预审官，伊凡·伊里奇觉得，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包括最显赫的、最自负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法院的传票上写几行字，那位显赫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证人被带到他面前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的各种问题。伊凡·伊里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种权力，相反，他使用这种权力时总是尽量使它表现得温和些。但是，意识到这种权力和有可能使这种权力表现得温和些，却成了他的新职务最使他感兴趣和最吸引他的地方。至于他的职务本身，也就是在预审中，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学会了一种办事的原则，即不受一切与公务无关的因素的影响，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他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更主要的是，要遵守所有规定的形式。这个工作是全新的，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出一八六四年条例附则的那批人中的一个。

在调到这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以后，伊凡·伊里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按照新的原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在他的言论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调子。他与省当局保持了某种适当的距离，在司法界和富有的贵族中间选择了一个高雅的小圈子与之交往，采取了一种对政府略有不满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民权益的调子。此外，在担任新职以后，伊凡·伊里奇丝毫也没改变他衣着的风雅，不过却不再剃胡须，听凭它们自由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十分愉快：和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的小圈子团结得很紧密。他的薪俸增加了，此外，打牌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伊凡·伊里奇有打牌的天赋，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判断迅速，技术精湛，因此，一般说来他总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以后，伊凡·伊里奇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米赫尔是伊凡·伊里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最迷人、最聪明、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之余的消遣娱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建立了一种轻松随便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当特派员的时候是经常跳舞的。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他就难得跳舞了。现在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供职于新的机构，而且是五等文官，但是关于跳舞，我能够证明，在这方面我能胜过别人。因此，在晚会快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跳跳舞，而且主要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他赢得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的，我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出生贵族世家，长得也不难看，还略有财产。伊凡·伊里奇本有可能攀到一门更好的亲事，但这门亲事也就算不错的了。伊凡·伊里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有与他相当的收入。她出身贵族，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完全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如说他结婚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赞成这门亲事一样错了。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得到这样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此外，还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结婚了。

结婚的过程本身和婚后的最初一段生活（夫妻温存，新家具，新餐具，新被褥，直至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至伊凡·伊里奇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破坏他那种轻松愉快、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凡·伊里奇认为这种性质一般说来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愉快的、使人痛苦的、有失体面的新情况，这是他意料不到的，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状况。

妻子无缘无故地（伊凡·伊里奇觉得是这样），degaitedecoeur[5]（他对自己这样说）开始破坏生活的愉快和体面：她毫无理由地吃醋，要他不断地讨好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经常使他难堪，说一些使人不愉快的话。

起初，伊凡·伊里奇希望用一种最轻松、最体面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来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状况，过去他也曾用这种办法摆脱过难堪的处境。他试着无视妻子的心理状态，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里来打牌，去俱乐部玩儿或是去拜访朋友。但是有一次妻子在怒气发作的时候开始用粗话骂他，此后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去办的时候，她就不停地骂。看来她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他制服，也就是说，要他在办公之余也像她一样，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否则她决不罢休，这使得伊凡·伊里奇不寒而栗。他终于明白了，娶个妻子（至少是像她那样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使生活变得愉快和体面，相反却常常破坏生活的愉快和体面，因此必须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受这种破坏的影响。伊凡·伊里奇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能使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肃然起敬的事，于是，伊凡·伊里奇就用公务及与公务有关的事来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斗争，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小天地。随着孩子的出生、尝试自己喂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再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及假病（对这些病，伊凡·伊里奇必须表现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于它们一点也不了解），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在家庭以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越来越容易发怒和苛求，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公务上。他比过去更加喜欢公务，功名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凡·伊里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舒适和方便，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痛苦的事，因而，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定出某种原则来。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为自己定出了对待夫妻生活的一套原则。他向家庭生活所要求的，仅仅是它能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床铺睡觉的种种方便和舒适，更主要的是，为社会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轻松快乐，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轻松快乐，就非常庆幸；如果他遇到了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钻进与家庭生活相隔绝的自己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上司把伊凡·伊里奇看成一个优秀的官员，过了三年，他被提拔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牢房，公开演讲，以及在演讲中所取得的成功，所有这一切使得伊凡·伊里奇更加专注于公务。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啰唆和爱发脾气，但伊凡·伊里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原则却使她的啰唆对他几乎不起作用。

在这个城市供职七年之后，伊凡·伊里奇又被调到另一个省里担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不够用，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了，但开销却更大了。此外，还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凡·伊里奇就更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在这个新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论的多数话题，尤其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有可能引向过去曾经引起过争吵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妻之间很少有相亲相爱的时候，即使有，为时也很短。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停靠的小岛罢了，然后他们又重新驶入隐藏着仇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凡·伊里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这也许会使他感到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在家庭中想要实现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使自己尽可能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种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他必须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话，他就尽量利用有外人在场这一点来保证自己不遇到不愉快的事。不过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有公务，他的生活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之中，这种兴趣把他整个儿吞没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己有可能毁掉想毁掉的任何人，走进法庭和接见下属时的威风，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应付上司和下属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具有办案的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与同僚们的闲谈、宴会和打牌，使他觉得生活非常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前进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六岁了，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他也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却偏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颇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拒绝了几次调动，希望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凡·伊里奇期待着获得大学城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戈普捷足先登，得到了那个职位。伊凡·伊里奇恼怒了，开始责难他，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结果上司开始对他冷淡了，下一次提升又没有他的份。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年，这一年是伊凡·伊里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他觉得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的、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其他人却觉得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连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的职位和三千五百卢布的年薪是极为正常的，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人们对他是多么不公平，他妻子的啰唆是多么没完没了，他已经入不敷出，开始负债，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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