荨麻（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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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没有赢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游戏在争吵与集体复活中解散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尽量把身上的泥土弄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衣脏兮兮的，还滴着水。

天近傍晚。迈克的父亲准备离开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

我们雇了一个临时工，帮父亲屠宰，还做些杂活。他看起来很老气，却又带着孩子气，喘气呼哧呼哧的，像哮喘病人似的。他喜欢抓住我挠痒痒，直到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没有人干预此事。母亲不喜欢他这样，但父亲说他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帮忙。

“你们两个在泥里打滚了，”他说，“首要的事是你俩要先结婚。”

母亲在纱门后听到了。（如果男人们知道她在那儿，就不会那样讲了。）她走出来对雇工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带着责备的语气，然后才开始评价我们的样子。

我听到了一点她说的话。

像兄妹。

雇工望着自己的靴子，无助地咧嘴笑着。

她错了。雇工比她更接近真相。我们不像兄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唯一的弟弟还是个小婴儿，因而我自己没有这种兄妹体验。我们也不像我认识的夫妻，首先，那些人都上了年纪，而且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似乎彼此互不相识。我们像默契坚定的恋人，我们的纽带不需要外在的表达。至少对我来说，那是庄重和刺激的。

我知道雇工是在说“性”，虽然我认为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词。我因此比原来更加憎恨他。确切地说，他错了。我们不喜欢显露、抚摩和罪恶的亲昵—没有费心地寻找隐秘之处，没有玩弄的快感和懊恼，以及即刻产生的朴素的羞耻感。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表哥已经尝试过了，还有和一些大点的女孩，在我的学校念书的姐姐们。我会在事前事后厌恶这些玩伴，甚至会在心里气愤地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我喜欢和尊敬的人，这样的越轨行为我连想都不会想—我只和让我恶心的人做这种事，因为那些令人厌恶的粗俗渴望让我觉得自己也很恶心。

在我对迈克的情感中，这个被限的恶魔化成兴奋和温柔，弥漫遍布于皮肤之下，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产生的耳目之悦和麻嗖嗖的满足感。每天早晨醒来，我渴望看到他的身影，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颠簸作响地一路开来。我心怀爱慕，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我爱慕他的脖子背，脑袋的形状，他皱眉头的样子，长长的光脚趾，脏脏的胳膊肘，他响亮而自信的声音，他的气味。我愿意接受，甚至带着一份虔诚，我们之间形成的无须解释，不必实践的角色—我会帮助和崇拜他，他会指引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一天早上，卡车没有来。当然，那天早上，活已经干完了，井也盖上了，泵重新安上了，新鲜的水受到人们的赞叹。午餐的桌边少了两把椅子。大迈克和小迈克之前一直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小迈克和我从来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在面包上。他父亲和我父亲聊天，话题多是打井、事故和地下水位。他是一个严肃的人。父亲说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但是他—迈克的父亲—每次讲完话都会笑。笑声里带着孤独低沉的鸣响，仿佛他还在井下。

他们没有来。活干完了，他们没有理由再来了。我家的这项工程是钻井人在我们这一带的最后一份工。别处还有活在排着队等他，趁着好天气还在持续，他想尽快着手。他住旅店，可以随时打包离开。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告别？那天下午迈克爬进卡车时，我没有意识到他要永远地离开了吗？没有挥手，没有回首—或者说没有向我回首—卡车满载着设备，最后一次摇晃着驶出我们的小巷。当水奔涌而出—我记得水是奔涌而出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品尝—我为什么没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对于我是结束了？现在我想，这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不让场面太张扬，才取消了告别，以便我—或者我们—不至于太过伤心和苦恼。

那时候，好像不会有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那是我们自己要忍受或克制的事。

我没有惹麻烦。这第一次的打击后，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雇工每次见到我都会取笑我（“你的男朋友把你甩了吧？”），但是我看都不看他。

我一定知道迈克总会离开的，就像我知道“游侠”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未来的缺失我可以接受—可是直到迈克离开，我才明白缺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的领地全都变了，仿佛出现了山体滑坡，抹去了失去迈克以外的一切意义。看到通道上的白石头我就禁不住想起迈克，所以我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枫树枝也有同样的感觉，父亲把它砍了下来，因为它离房子太近了，那留下的伤疤也同样让我厌恶。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站在鞋店门口，穿着我的秋外套，母亲正在试鞋子，我听见一个女人喊：“迈克。”她喊着“迈克”从商店前面跑过去。我忽然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就是迈克的母亲—迈克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与他父亲分开了，并不是阴阳相隔的那种分开—我知道他们回到镇上是有某种原因的。我没有想这种回归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只是奔出商店，想着我很快就会见到迈克了。

那女人赶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刚从人行道的苹果摊上自己拿了一个苹果，就在旁边杂货店的前面。

我停了下来，难以置信地望着小男孩，仿佛一种让人愤怒的、不公平的魔法在我眼前发生了。

一个常用名。一个讨厌的扁平脸男孩，留着脏兮兮的金发。

我的心在猛跳，像是在胸中怒吼。

夏妮到阿克斯布里奇车站接我。她是个大骨架的女人，面色欢快，银棕色的鬈发，用不相配的梳子推到脸颊两侧。即使她发胖了—她的确是胖了—也没显出发福相，而是透出一股端庄的女孩子气。

她把我卷入了她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告诉我她要迟到了，因为克莱尔那天早上耳朵进了虫子，要去医院冲出来，然后是狗吐在了厨房台阶上，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旅行、这房子和乡下，当她—夏妮—出门来接我时，约翰逊正在让男孩子们打扫清理，因为是他们要养狗的，克莱尔在抱怨她的耳朵里还有嗡嗡声。

“那么我们去个安静的好地方喝个烂醉，永远也不回来，如何？”她说，“我们还是得回来。约翰逊邀请了一个朋友，他们想去打高尔夫，那人的妻子和孩子到爱尔兰去了。”

夏妮和我在温哥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的孕期一前一后衔接得很好，因此可以共用一套孕妇装。大约每周一次，我们会相聚在我家或她家的厨房。孩子会让我们分神，有时我们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萎靡不振，我们便用浓咖啡和烟给自己提提神，然后开始胡吹乱侃—关于我们的婚姻，打架，个人的缺陷，有趣而丢脸的动机，我们过去的远大理想。我们同时读荣格，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繁殖期的迷糊状态里，女人的心智都被乳汁淹没了，但我们还是会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亚瑟·科斯特勒和《鸡尾酒会》。

我们的丈夫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当我们试图和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会说，“噢，那只是文学”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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