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少作(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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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三十五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已令我骄傲,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二十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个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为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沓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声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地富反坏”对我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么味,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说:“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着跑出去,还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红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问:“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蹿出来,把你杀了?”我毛骨悚然,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有什么办法?”首领手一挥说:“这还不好办,让他拉在裤子里……”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的样子,一个劲地感谢我。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我阵线不清。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将心比心,觉得太难受了。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认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要泼冷水,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我强烈反对这样做,挺身而出,几乎同一个班的人为敌。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大伙看我这么坚决,就退了一步。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有时想起往事,还说:“毕淑敏,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觉悟那么高?”我说:“这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关系,我只是想,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多冷啊!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学校有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下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艰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十一年。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那盏亚德里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那时我十六岁半。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
《离太阳最近的树指的是》没有少作(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