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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松
在施托姆生前，他所创作的中篇小说《茵梦湖》就已经印了多达三十版次，为他在文坛的盛名打下了基础。小说巧妙地描绘了“爱情的氛围”，也表达出一种“美好的激情”（2）。施托姆将这本小册子视为“德语诗文之明珠”，并且希望此书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3）。
正如书中章节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一个又一个场景相互联结了起来。小说的情节凝固在一幅幅单独的图画中，而情节中的主题都有着田园式的宁静安逸。“茵梦湖”这个名字描画出一派田园风光，“广阔的世界”在“安静的农庄”门前铺展开来。现在，这一线索就非常重要，因为在《茵梦湖》中，“田园”一词所描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处所，抑或一个明朗安康的世界。相反，它更是一个断念之所，死心之地。赖因哈特和伊丽莎白生活与度过一生的方式，是他们原本并不希望、也并未想到的。在预示着幸福的田园生活之上，笼罩着一重阴影：这幸福或无法得到兑现。失去的青春，或者说被侵占的童真这一主题感伤地贯穿了整部小说。
过去的视角完全占据了读者的注意力。就连小说的框架都是一幅画，一幅氛围画。过去意味着倏忽无常；用于表达这一特性的意象包括“秋日”、“暮色”、“傍晚”、“老人”、“陌生的东西”。从曾经到当下的延续性并不存在，相反，读者感受到一种横亘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只有回忆才能架起一座桥梁，使个体得以追忆失落在历史中的往昔。小说的框架并不具有框架结构的作用；它首先作为图画而独立存在；从它的形式构造看来，与其说它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某物，倒不如说它以某物为原点，逐渐牵引开来。田园般的存在在此意味着不受时间限制，而非乌托邦式的意识；这种安逸悠闲的存在既被包含于时间的流逝之中，又被排斥在它之外。
这种生活并不是自决的。“是我母亲的意愿”——这是《茵梦湖》的母题。故事里并未出现父亲们的身影。伊丽莎白无法摆脱其母的权威；日后她还将携母进入自己的婚姻。与伊丽莎白相对的形象则是吉卜赛少女，她代表着懂得如何充满激情地投身于爱情的女性。但是这种充满激情的生活威胁着市民生活：“今天，只有今天，我才如此俏丽！”热烈的爱情无法保证安全、安静、有序的生活。这爱情不能存续生命，而只是享受、消耗着它，无法持久。
对赖因哈特来说，那位令他在儿童时代就陷入爱河的、自己也稚拙的女性一直是无法触及的。在她面前，他那些热情似火的愿望都受到了克制和压抑。他没有能力在与伊丽莎白道别之际对她说出自己“美好的秘密”，向她坦白爱意。在他所爱的女孩背后站着她的母亲；母亲不仅挡住了自己已成长为女性的孩子，也阻塞了激情的去路。但她在这里并非以母亲的身份行事，而是代表了一种父权的原则。
身为庄园主和酿酒厂主的埃里希赢得了伊丽莎白。他是一位“秘密小计划”的大师，并以此令赖因哈特和伊丽莎白大为惊讶。茵梦湖庄园是一个规划中的小小经济圈。在大宅背后矗立着用于各项杂务的房屋，一座法式花园紧邻大宅而建，园中有着经过精密测量的花床和高耸陡峭的树墙。在主别墅的另一侧就是湖了。赖因哈特则完全相反，是一位收集者和科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坐在书桌前完成的，并没有直接收益。他搜集民间的非物质宝藏：那些诗句、歌曲和故事。作为一位学者，他无法提供从事经营活动的市民阶级所能够获取的财富。
在这场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市民之间为伊丽莎白所进行的竞争中，最终由前者占据了上风。但是总是从经济的视角看问题的埃里希和他的褐色大衣其实并没有战胜沉溺于其诗人天性、一心追求知识的赖因哈特。倒不如说，伊丽莎白跟埃里希无子女的婚姻和与赖因哈特的笨拙和孤僻双双象征着个人的“不育”。
这一点在书中早有暗示。孩童时期的伊丽莎白与莱因哈特被派去采草莓，两人却没有找到那林中的果实，无功而返。尽管他们“朝林子里走去，越走越深；穿过潮湿的、透不进光亮的树荫”，但是他们却迷了路。那里风景优美、人迹罕至，但是也令人心生忧惧。两人都无法穿过荒野找到路；他们就这样踏上了回到郊游人群的归途。那时莱因哈特倒确实找到了些什么；他编了些诗歌出来。这也可以说是他对爱情经过升华之后的表达。
赖因哈特在拜访茵梦湖庄园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去寻找草莓吗？”已经失望并断念的伊丽莎白尖锐地回答道：“这不是草莓生长的季节。”春日，青春，都已经过去了。只有听天由命的情绪弥漫各处。伊丽莎白的形象是一种美丽的激情，这是市民阶级复杂纠葛的结果；而旁边吉卜赛少女的形象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美丽，后者强大的诱惑力和扭曲的容貌都与前者完全相反。
赖因哈特避开了湖面上的白色睡莲就像避开了伊丽莎白一样。他被结成网的攀援植物缠住了，“在这陌生的元素里感到阴森可怖”。他无法听凭自然之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眼看就要被它拖进深水之中。伊丽莎白只能被占有而不能激情地被爱。在她花团锦簇的人生与他的人生之间的距离一直无法消除。对于市民意识来说，激情的和孩童的爱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陌生的水域”代表无法达到目的的激情，尽管对这一目的的意识是存在的：白色的睡莲漂荡在黑暗的水面上。那些无法信任自然之力的人，并不去质疑市民生活。紧随童年的黎明之后不容改变地出现了一个“黑色黎明”，市民生活不复存在。如此，市民阶级的“贫瘠无果”就不仅在个人的，也在社会的层面上变得清晰可见。而它在政治层面上则通过一八四八年市民阶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表现。得以“毫发无损”并兼顾现实政治地从革命中浮现的只有市民阶级中反动倒退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大资产阶级企业主。在小说《茵梦湖》中，市民阶级的两个分支派别仍在对峙：一边是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另一边是旧市民阶级仍然占据的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茵梦湖》不只是一篇断念诗文。施托姆在小说中批判了典型的市民立场。在此并列又对立出现的形象自然没有给出什么能用来解决市民阶级的矛盾与纠葛的出路。批判源自观察，其对象是普遍的：被动的惰性。
莫里克希望在《茵梦湖》中能“或许再多一点个体的坚定性”（4）。而此外还有个问题：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一历史时刻中，有哪些内容进入了这部诞生于一八四九年的小说呢？说到第一点，或许还应该再多一点社会的坚定性。看起来，施托姆的中篇小说似乎为了主观的感受和诗意的画面，减少了对社会现实的刻画。然而小说正是在此触及了当时市民阶级的历史处境：它本身对把自己视为一个阶级的犹豫不决。因为它尚且迟疑于夺取社会政权，尚且梦想着以全人类的名义夸夸其谈。在小说的构想中，这些矛盾并未被剔除。如此，冯塔纳（5）的评判也自有其道理：“《茵梦湖》是我们曾读到过的最为高明的作品之一。要不是那个包裹着小说核心的、稍微有点虚弱的外壳，它就可以盖章认定是最完美无缺的了。”
（姚敏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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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译自GoldmannVerlag出版社出版的《施托姆全集》（8卷本）中的《茵梦湖》后记。作者哈·维松（HartmutVinçon）是德国达姆施塔特高等专业学院的教授。
（2）摘自《特奥多尔·施托姆与特奥多尔·孟姆森书信集》，汉斯·埃里希·泰特格编，魏玛，1966年，第114页。（原1854年3月4日）
（3）特奥多尔·施托姆：《书信集》（见上文）。第1卷第365页。（致约翰·卡西米尔和露西·施托姆，1859年3月27日）
（4）施托姆，莫里克：《书信集》。希尔德伯格和维尔纳·科尔施密特编。柏林，1978年，第27页。（原1853年5月26日）
（5）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Fontane，1819—1898）：德国著名小说家。
《茵梦湖王后》导读（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