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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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仲夏，就在我离家（后来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去芝加哥大学登记第一年入学前几天，我登上火车去苏塞克斯镇乡间与艾拉过一周，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伊夫和西尔菲德在法国看望西尔菲德的父亲——而我自己的父亲头一回要在准许我去之前见一见艾拉。那第二个夏天，我到晚了，从那个乡间车站再开车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弯弯曲曲穿过窄窄的后巷和成群的奶牛，开四个小时。车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兰车里等我。
坐在他身边前排座里的是一位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绍说是帕恩太太。那天她从纽约来治疗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去。她带着一张折叠桌，我记得是她自己从行李箱里抬出来的。我就记得这些——她抬桌子的力气，她穿着白色外衣，白袜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是“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气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几乎就没注意她。她钻出车，拖着她的桌子，穿过去走到将载她到纽瓦克的那道铁轨边，自此，我再没见过这女人。那时我十七岁。在我看来她就是年纪大了，很卫生，没什么重要的。
6月，一张列有151名被怀疑与“共产运动”有关的广播电视界人士名单出现在一本叫做《红色路线》的刊物上，开始一轮对职员的解雇，引起广播界的普遍恐慌。不过，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上面也没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关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于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是伊夫·弗雷姆的丈夫，因为伊夫自己受着《红色路线》主办人的告密者布赖登·格兰特保护，从而免受了她作为像艾拉这样知名的人的妻子应受的嫌疑。毕竟，伊夫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过政治集会，在那时，这会让人质疑她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指称人为“运动人士”让他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夫·弗雷姆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证据，在根本认错人的情况下，就压根不需要证据了。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伊夫在导致艾拉陷入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大约五十年以后，默里在我家里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当时我对他们为何没有找上艾拉的解释是他们怕他，怕他会挑起斗争，怕他身上在那时的我看来的不可摧毁性。我以为，《红色路线》的编辑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会单枪匹马打垮他们。艾拉在我们第一顿晚餐上告诉我《红色路线》的事时，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生出浪漫的念头，想象着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个那种泽西州乡镇的艰苦训练营，过去重量级拳击手常在大赛前去那里练上几个月，这里的重量级选手就是艾拉了。
“至于我的职业该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标准就要由联邦调查局的三名警察来制订了。三位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内森，就是他们操纵了这场《红色路线》行动。广播界该雇谁不该雇谁要由这几位喜爱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家伙来决定。你会看到在这派胡言面前老板们是如何勇敢了。看着利益系统如何应对压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式程序——都见鬼去吧。人要被毁了，伙计。失去的不是生计，而是生机。人会死去。他们会生病死亡，他们会跳楼死亡。这一切结束之时，名单上挂了名的人最终会入集中营，全是由于麦卡伦先生亲爱的国内安全法案。如果我们和苏联作战——这个国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战争——麦卡伦会亲手把我们都关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
这个名单没让艾拉就此闭口不言，也没让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四处寻求庇护。名单出版后仅一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拉在写给老《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挑战性地署名为来自《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公开表示反对他所说的杜鲁门决意将极小的冲突转变成的资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后的摊牌，如此则“疯狂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设好了舞台”。这是艾拉就军队里的种族隔离之不公正从伊朗写信给《星条旗报》后写给编辑的第一封信，不只是反对向共产主义朝鲜开战的愤怒宣言。其含意还表明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开抵抗，针对的是《红色路线》和它的目标，它不止要简单地清除共产党员，还要恐吓广播界的自由分子和非共党左翼分子使他们缄默屈服。
1950年8月在小木屋的那个礼拜艾拉说的几乎全是朝鲜。我上次在那里时，我和艾拉几乎每晚都躺在屋后摇摇晃晃的沙滩椅上，四周点着香茅蜡烛驱赶小飞虫和蚊子——自那以后，闻到香茅油的那种柠檬香味总会让我想起锌镇——我抬头看着星星，艾拉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新故事，有老故事，讲他十几岁在矿上的岁月，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些抑郁日子，战时在美国军队基地做码头装卸工的奇遇，基地在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岛，那条河流邻近波斯湾，大致将伊朗和伊拉克分开。我从前从不认得有谁的个人生活如此密切地被如此之多的美国历史所环绕，自己熟悉这么多美国地理，亲身面对了那么多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我从不认得谁如此沉浸于他的时代或是如此具备他所在时代的特质。或是被时代压制，如此地做了它的复仇者，受害者，和它的工具。离开艾拉的时代去想象他是不可能的。
在小木屋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传统的美国以艾拉·林戈尔德的形式显现在我眼前。艾拉所讲述的，关于爱与恨的并不全然明晰（或不重复）的倾诉，激起我崇高的爱国热情，渴望直接了解纽瓦克以外的美国，触发了我那些已被点燃的同样是天真儿子式的热情，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华德·法斯特和诺曼·科温的思想所促进，此后则被托马斯·伍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小说而持续一两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时，暑日将尽，苏塞克斯山上的夜晚开始有些冷，天气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上添加木块，是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艾拉则小口地喝装在他有缺口的杯子里的咖啡，他穿着短裤，旧篮球鞋，和他在部队时穿的已褪色的黄绿色T恤——那样子再像不过一名伟大的美国童子军团长，受到男孩敬重的大个子，可以靠自然供应生存，吓走狗熊，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淹死在湖里——他不停地讲朝鲜，声音是抗议和厌恶的，在国内任何其他营地你都不太会听到这种声音。
“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可这正是人们在说的。‘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杜鲁门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进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都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不是这个国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问题竟在于共产党！这个国家有五千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却从没有一个私刑执行者被控有罪。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吗?自从杜鲁门进了白宫满嘴谈论黑人民权以来九十名黑人被私刑处死。这是共产党的过错，还是杜鲁门的司法部长好克拉克先生的过错呢，他在美国法庭上对十二位共产党领导人采用了残忍极刑，为他们的信仰无情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可到了极刑者身上，却一个手指都不抬！对共产党宣战吧，派兵去和共产党作战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处地方，第一个死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却是共产党人！第一个为黑人，为工人而斗争的……”
这些话我从前都听过了，一模一样的话，听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这周要结束前，我真等不及要离开他的声音传播范围快回家去。这一次在小木屋度过的时间不像头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样。对于他认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阵线上的战斗，他感觉已如何妥协了他的大胆独立，我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还在走向领导广播界反对《红色路线》反动分子的斗争并将取得胜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愤怒正义感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和他日渐加深的失败和孤立感。“为什么政治上我这么做?我做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要做些事情，因为该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内森，对我从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头年夏天，即使我还不够有驾照的年龄，艾拉还是教我开他的车。到了我十七岁时，我父亲抽时间来教我开车，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艾拉·林戈尔德8月里已赶在他前头教过我了，一定会伤他的感情，于是在父亲这里我就装着不明白在做什么，装着学开车对我是从没接触过的新鲜事。艾拉的1939年雪佛兰车是黑色的，双开门小客车，真是很好看。艾拉个子实在太大，看上去像是马戏团里的人坐在汽车的一个轮子上，第二年的那个夏季，他坐在我身边让我开车，我觉得好像是开车带着一座纪念碑，一座为了朝鲜战争狂怒的纪念碑，一座纪念反战之战的战争纪念碑。
那车过去是某人祖母的车，艾拉1948年买下来时只开过一万两千英里。前进三速自动变速，倒档在第八档左上方。两张独立前排座，后面的空间正好够挤下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太舒服。没有收音机，没有加热器。要打开通风窗，需按下一个小把手，挡风玻璃前就跳出帘子，上面有纱窗把昆虫挡在外面。相当经济。不通风的窗装有独立手柄。座椅面装饰着鼠灰色绒毛，那个年代的车都是这样。脚蹬板。大行李箱。行李箱底板下搁着备用轮胎和千斤顶。有点尖的散热器护栅，发动机罩装饰上有一片玻璃。真正的防泥板，又大又圆，独立前灯，像两个鱼雷，就在流线型散热器护栅后面。挡风玻璃雨刷是真空装置，你一加油门它就会慢下来。
我记得车里的烟缸。就在仪表板中间，两个乘客之间：一片修长漂亮的塑料，下面装着铰链，朝着你来回摆动。要启动车子，就旋转外面的一个把手。没有锁——不出两分钟就可以把车子搞坏。车篷两边都可以开。方向盘的质地并不光滑闪亮，而是纤维质地，喇叭只在中央。起动器是个圆形橡胶小踏板，颈项处镶着一圈波纹橡胶。冷天启动需要的阻气门在右侧，左侧是个叫做节气门的东西。就我理解这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贮物箱上放着嵌入式上发条的钟。油箱盖恰好在一侧，乘客那侧车门的后方，像个盖子能旋下来。要锁上车子，就按一下司机这侧车窗上的按钮，从车里出来时，拉下旋转把手再把车门关上。如果你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把钥匙锁在车里。
关于那辆车我可以不停地讲啊讲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睡觉的地方。和艾拉一起的第二个夏季，我认识了锌镇警长的女儿，一天晚上，我借了艾拉的车，约她去看“免下车”电影。她名字叫萨莉·斯普林。她是红头发，比我大几岁，在百货店工作，当地人眼里她是“容易得手”的。我开车带萨莉·斯普林出了新泽西，到宾夕法尼亚州德拉瓦尔对面的“免下车”影院。那时这种影院的扬声器是挂在车窗里面的，演的是爱博特和科斯特洛主演的电影。很喧闹。我们立刻就开始互相亲吻。她确实是容易上手。有趣的是（如果可以只把这事的一部分说成是有趣的话）我的内裤绕着我的左脚。而我的左脚在油门上，所以我和她干的时候就在给发动机溢油。到我射精的时候，内裤不知怎地绕到了刹车踏板和我的膝盖上。科斯特洛嚷着，“嗨，爱博特！嗨，爱博特！”车窗上都是水汽，发动机在溢油，她的父亲是锌镇警长，而我躺在车子地上起不了身。
开车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感受，或者我把她带过州际线和她性交就该期待受到何种的惩罚，于是我对她说起了美国士兵如何不该去朝鲜打仗。我对着她讲麦克阿瑟将军，好像他才是她的父亲。
我回到小木屋，艾拉从他正读的书上抬起头。“她好不好?”
我不知道答案。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问题。“随便谁，都挺好的，”我对他说，我们两个放声大笑。
到了早上，我们发现前一晚我太兴奋了，在以不再是处男的身份回到小木屋前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艾拉又一次大笑了——但除却这次，我在小木屋的那一周里他是一点都乐不起来。
艾拉间或也请靠我们最近的邻居雷蒙德·斯维克孜过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雷是个单身汉，住在沿路下去两英里远的地方，在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边缘，那洞穴看上去极为原始，是人挖出来的深坑，硕大无朋，让人恐惧，好像世界的底部，那种虚无，就是在有阳光的时候也让我心里不安。雷一个人住在那里，是一处单间的建筑物，几十年以前是存放挖矿器材的储物棚，是我见过最孤寂的人的住所。战时他曾在德国作过战俘，回家后得了艾拉所称的“精神问题”。一年以后，他在锌矿上——艾拉自己少年时就在那处锌矿上用铲子干过活——钻井时一次事故中伤了头骨。地下一千四百尺的地方，头顶上方一块像棺材那样大小、重量超过一千磅的岩石落在他正钻的一堵墙旁边，虽然没有压倒他，但把他面朝下重重击倒在地。雷活下来了，但他再没下过矿，从那时起医生就一直给他重建头骨。雷就住在附近，艾拉给他一些零活干，让他给蔬菜园下种，他不在时让他给园子浇水，付钱让他给小木屋修理修理粉刷一下之类的。大多数星期他付钱给他但没什么活给他干，艾拉住在那里时，看到雷吃得不好，就叫他来，给他吃东西。雷几乎从不说话。是让人愉快的那种迟钝的人，总是点着头（据说他的头很不像事故前他的头），很有礼貌……就是在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艾拉也没停过攻击我们的敌人。
我该预料到的。我是预计到的。我期待过。我以为我不会厌烦的。然而我的确是厌烦了。下周我就要进入大学了，艾拉给我的教育已经结束了。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结束了。那种天真也结束了。我走进了皮卡克斯山上那个小木屋，再走出来时却换了一个人。充满活力的新力量无论名字如何，全然是自己到来的，无法逆转。当年从父亲身边分裂出去，由于对艾拉的迷恋而削弱了儿子对父亲的爱，现在这样的事又重现在我失去对他的迷恋这点上。
艾拉带我去看当地他最喜欢的朋友霍勒斯·布里克斯顿——他和儿子弗兰克经营动物标本剥制，就在附近一条土路旁布里克斯顿家农舍的一处半改建过的两个房间的牛棚里，就在这时，艾拉和霍勒斯说的也全是他不停歇地和我说过的那些。前一年，我们去过那里，那次很愉快，听的不是艾拉不停地谈朝鲜和共产主义，而是霍勒斯不停地讲动物标本剥制术。“内森，你可以写个广播剧，拿这个人当主角，就只写动物标本剥制。”艾拉对动物标本剥制的兴趣是他仍旧怀有的劳动人民爱好的一部分，与其说这爱好的对象是自然之美，不如说是人对自然的干预，是工业化了的自然和被开发了的自然，是被人触摸过、使用过、损害过的自然，和你在锌镇中心开始看到的被人毁坏了的自然。
我第一次走进布里克斯顿家门时，前面一个小房间古怪的凌乱让我惊愕：到处都是成堆的硝过的皮子；屋顶用一段段金属丝吊着鹿角，挂着标牌，沿着整间屋子的长度前前后后挂着几十个鹿角；屋顶还垂着巨大的涂了漆的鱼，亮闪闪的，延伸出脊鳍，修长的剑状上颚，有一条亮闪闪的鱼有一张猴子的脸庞；动物的头颅——小的，中号的，大的，特大的——架在墙壁的每一平方英寸上；地板上密密麻麻铺满了鸭子、鹅、鹰和猫头鹰，很多还张着羽翼仿佛在飞行。有雉和野生火鸡，有一只鹈鹕，一只天鹅，散在这些鸟中间的还有一只臭鼬，一只美洲野猫，一头土狼，和一对海狸。沿墙摆着的灰蒙蒙的玻璃箱子里是小一些的鸟类，鸽子，一条小鳄鱼，还有蜷缩的蜥蜴、海龟、兔子、松鼠，各类啮齿类动物，老鼠，黄鼠狼，和其他我说不出实在名称的丑陋的小玩艺，安顿在衰微的老式自然场景之中。到处都是灰，作斗篷的毛皮，羽毛，兽皮，什么都有。
霍勒斯稍稍上了些年纪，他自己的个头比他的兀鹫展开两翼的宽度高不出多少，穿着工装裤，戴一顶卡其布拖拉机帽，他从后面走出来，和我握手，看到我惊愕的表情，他歉意地微笑。“是啊，”他说，“我们没丢出去多少。”
“霍勒斯，”艾拉说，高高地看向下方这个小矮子，艾拉告诉我说他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知道每一种鸟的歌声，“这是内森，年轻的高中生作家。我跟他说了你跟我所过的动物标本剥制：考验一个好的动物标本剥制人是能否制造生命之幻象。他说了，‘这是对一位好作家的考验，’于是我就带他来了，你们两个大师可以聊一聊。”
“这么说吧，我们对待工作是严肃的，”霍勒斯告诉我。“我们什么都做。鱼类，鸟类，哺乳类。猎物头颅。各种位置，各种物种。”
“跟他说说那头野兽吧，”艾拉说，笑了一声，指着一只两腿细长的高个鸟，在我看来像是只可怕的雄鸡。
“那是鹤鸵，”霍勒斯说。“来自新几内亚岛的大鸟。不会飞。这一只是马戏团里的。巡回演出的马戏穿插表演，它死了，1938年时他们把它带给我，我给它体内塞上填料，马戏团再没回来要它。那是只大羚羊，”他说道，开始为我鉴别他的手工品。“那是只飞翔的库柏鹰。南非水牛头骨——这叫做欧洲标本，头骨的上半部分。这些是驼鹿的角。庞大。一头牛羚——头骨上有绒毛……”
我们在前展览室花了半个小时考察一遍，等跨进后面的展览室——“商店”，霍勒斯这样叫的——看到了弗兰克，约四十岁，正秃顶，和他父亲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正坐在一张血淋淋的桌子前，用一把刀子剥一头狐狸的皮，后来我们知道，那把刀子是弗兰克自己用钢锯片做出来的。
“你知道，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气味，”霍勒斯对我解释说。“你闻狐狸的味了吗?”
我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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