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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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爸爸看着我、凝视我、注意到我,也只有过这么一次。在此之后,他就接受了现实。
那时候,还不允许父亲步入孩子出生的光荣舞台,也就是女人准备生孩子的地方,在那儿,产妇强忍住哭泣,或者大喊大叫地忍受痛苦。只有睡在病床上、躺在半私人或全私人病房的妈妈们收拾干净了,清醒了,盖上了浅色的毯子,才会让爸爸们见到。我妈妈有间私人病室,正如她在小镇的地位一般,并且正好也亲眼看见了未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爸爸站在育婴室的窗户外面凝视我,是在见过我妈之后,还是之前。我倾向于之后。这样的话,当她听到门外有他的脚步声,脚步声穿过她的房间时,她听出来他脚下的怒火,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给他生的是儿子。大家都觉得所有男人都想要儿子。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说,是她告诉我他说过的话。
“好大一块碎猪肝。”
然后是:“你用不着想着把那东西带回家了。”
我的脸有一边很正常。我的全身,从脚趾到肩膀,也都很正常。我身长二十一英寸,体重八磅五盎司。一个结实、白皙的男婴,虽然刚刚经历了一趟寻常不过的旅行,皮肤可能还是红通通的。
我的胎记不是红色的,是紫色的。在我还是个婴儿,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颜色很深,不过等我长大一些,就渐渐地淡下来了,虽然从来没有淡到看不出来。迎面过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胎记。你要是从我干干净净的左脸那侧过来,会吓一大跳。胎记看起来就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甩在了我脸上。飞溅上来一大块,到了脖子那儿,变成了点点滴滴的形状。它围住一只眼睛,然后绕着鼻子转了漂亮的一圈。
“就因为如此,这只眼睛的眼白看起来才这么清澈可爱啊。”这是妈妈傻瓜语录中的一句,虽然情有可原。她只是想让我自己喜欢自己而已。更奇怪的是,因为没有人和我说真话,所以我几乎相信了她的话。
当然了,我爸爸终究没办法阻止我进家门。并且,我的存在,我的出现,理所当然地筑就了父母之间的巨大裂痕。不过我很难相信以前没有裂痕,至少有误解,还有冰冷的失望。
我父亲的父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开了一家制革作坊,然后是一家手套厂。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财产渐渐缩水,不过,大房子仍然屹立在原地,园丁和厨师也还在。我父亲上了大学,参加了兄弟会,每次提起时,他都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手套厂破产以后,他进了保险公司。和上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在我们小镇是个公众人物,高尔夫球打得很棒,还是个好水手。对了,我还没说,我们住的是祖父盖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房子坐落在休伦湖的山崖上,面对夕阳。
在家里,父亲最活跃的特质就是仇恨和鄙视的能量。其实,这两种情感是共生的。他仇恨并且鄙视一些食物、汽车的构造、音乐、演讲礼仪、时尚服装、广播喜剧演员,后来又仇恨鄙视电视名人,还有惯常的种族和阶级分类,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本来就是用来仇恨和鄙视的,尽管用不着像他那么彻底。实际上,只要一出家门,他的大部分观点没有人和他争论,不管是他的兄弟会伙伴,还是出海伙伴。我认为,正是他的激进给人们带来了尴尬,同时也带来了对他的赞赏。
直言不讳。别人就是这么说他的。
显然,制造出我这样的产品,在他看来,简直是每天一推开房间门就不得不面对的污辱。他自己一个人吃早餐,不回家吃午餐。早餐和午餐妈妈都和我一起吃,有时的晚餐也和我一起吃,余下的时候和他一起。后来,我估计他们为此吵过架了,变成了我吃饭的时候她陪我坐着,她和他一起吃。
可以这么理解,对他们的婚姻幸福,我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不过,他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她没上过大学,她只能借钱读一所培训学校,在她那个年代,老师就是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她害怕出海,高尔夫也打不好。就算有些人说得不错,她以前是个美女(人很难判断自己的妈妈是美是丑),她的外表也不会是我爸爸喜欢的类型。他聊过他觉得是尤物的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成了他甜心的女人。妈妈不是这类型的。她不涂口红,戴的是单层胸罩,头发编成麻花辫盘在头顶,额头显得更宽更白了。她的衣服永远和时尚没关系,多少有几分没形状,过分地庄严—她是那种你觉得戴着上好的珍珠项链的女人,虽然我想她大概从来不曾真的戴过。
我似乎打算说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个借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赐良机;我成了他们之间现成的争端,成了他们不可解决的问题,把他们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实际上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反倒舒服点。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这样的故事,接下来也毫不意外了。爸爸抽烟喝酒很厉害,当然,他的大部分朋友不管是什么处境,大半也是这样。爸爸五十多岁就中了风,几个月后就死在了床上。当然,这段时间,我妈妈把他留在家里,始终在照顾他,他并没有变得温柔一点、感激一点,反倒是一直污言秽语地辱骂她,不幸让他更为激烈,反正对她来说什么污辱都能解释得过去。他呢,似乎非常地满足。
有个女人在葬礼上和我说:“你妈妈是个圣人。”这个女人的面孔,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不过忘记她的名字了。一头白色的发卷儿,涂了胭脂的脸颊,面容清秀,垂泪低语。我立刻开始讨厌她。我板着脸。那一年我大学二年级,从来没有参加,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参加爸爸的兄弟会。和我一起消磨时光的人,是一些想当作家、想当演员、有活在当下的智慧、致力于浪费时间的家伙。他们是无情的社会评论家,横空出世的无神论者。那时候,我对言行举止像圣人的人毫无敬意。而且,诚恳地说,我妈妈也没打算当圣人。她离那些虔诚的神圣观念远得很,所以对我也没有这种要求,我每次回家,她从没叫我去爸爸的房间说一言半语和解的话。我自己也没去过。没有和解的观念,更别说什么祝福。我妈妈可不是个白痴。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俩都没这么说过,但我想在我九岁之前,就是这样的。她一开始在家教我,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听起来就像一个灾难之源。备受妈妈宠爱的紫脸蛋的小家伙,突然掉进了形形色色的奚落之中,遭受幼小的野蛮人无情的攻击。不过,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我家里的气氛和脾气暴躁、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即使这一切都来自于并不经常出现的父亲)能让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有没有人努力对我好一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的外号叫葡萄籽,不过反正每个人都有个难听的外号。有个男生脚特别臭,每天洗澡都没用,大家都叫他黄鼠狼,他高高兴兴地忍着。我过得不错,我给妈妈写信时语调滑稽,她的回信风格也颇为近似,她略带讽刺地告诉我发生在小镇或者教堂里的事儿。我记得她描述了一场争论,议题是为女士的茶会准备的三明治怎么切才正确。她甚至试图幽默地、不带怨毒地描述爸爸。她称他为神的恩典。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我眼中的父亲塑造成了一个畜生,而我妈妈则是拯救者和保护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他们并不是我的故事里仅有的人物,家里的氛围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是我上学之前的事儿。我认为是我生活中的大戏的事件,早已经在这座房子之外发生了。
大戏。这么写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但随后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么为生,难道不觉得我这么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吗?
我变成了演员。奇怪吗?当然,读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导演了一出戏。戏里有一个经典笑话,创作来源是我本人,就是关于我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没有胎记的半边脸对着观众席,必须走过舞台的时候就倒退。不过,如此极端的手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时候,国家电台有一档雄心勃勃的常规戏剧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一些训练,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被录用了。开始只是小角色,不过那时候电视把广播挤得行将凋零,我却几乎每周都要上节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即使人数算不上众多。有观众来信批评不良语言,反对提及乱伦(我们确实在某些希腊戏剧里提过)。不过,并不像妈妈担心的那样有大量雪花般的来信指责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妈妈都坐在收音机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忧心忡忡。
《幸福过了头》脸(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