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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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饭桌上，宣布自己就是“无敌浩克”，然后一头撞在墙上，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强大。（结果我错了。）
我记得被偷偷带进医院去看望红树莓舅姥爷。我还记得在日出前坐在布兰顿阿嬷的膝盖上，听她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故事。我也记得自己曾摸过布兰顿阿嬷下巴上的胡须，当时还想是不是上帝给了每个老太婆面部的毛发。我记得向小山坳里的海德恩太太（Ms。Hydorne）解释自己的名字是“J。D。，就是J点D点。”我还记得乔·蒙塔纳（JoeMontana）在对阵主场作战的猛虎队的那届超级碗中赢得比赛的那次达阵。我还记得那个9月初的一天，母亲和琳赛在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去的时候告诉我，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她们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抚养权。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次。
我的父亲唐·鲍曼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83年结婚，差不多在我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这次离婚的几年后又结婚了。父亲放弃对我的抚养权的时候我6岁。在此之后的6年里，他成了我脑海里的一个印象。和他一起的日子只剩下几段回忆。我知道他喜欢肯塔基，喜欢那里美丽的山和乡村里起起伏伏的绿色田野。他喜欢喝皇冠可乐，满口清晰的南方口音。他之前也饮酒，但自从加入五旬节会[1]后就戒酒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爱意。因此当母亲和阿嬷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时候，我是多么地不敢相信。他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子，而我则被替代了。
我的继父是鲍勃·哈梅尔（BobHamel），他后来成了我的法定养父。他是个好人，对我和琳赛都非常亲切。可是阿嬷却不大喜欢他，“他就是个没牙的傻瓜”，阿嬷如是跟母亲说。我觉得阿嬷这种态度有着阶级和文化上的原因：阿嬷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过得比出生时所在的环境要好。虽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找份白领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层阶级人士结婚。换言之，这里的中层阶级人士指的就是与阿嬷和阿公完全不一样的人。然而，鲍勃也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他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疏远，而他的童年也映射到了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他很少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就住在米德尔敦南边十英里外的汉密尔顿镇。他嘴里有一半的牙齿都烂掉了，另一半则是黑褐色的奇形怪状。这是由于他喝了一辈子的山露汽水，而且想必也错过了不少口腔检查。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以开卡车维生。
虽然我们慢慢地会发现，鲍勃身上值得讨厌的地方确实不少，但阿嬷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则是因为他身上最像她自己的那些地方。阿嬷当时明白的道理，我在20年后才学到：美国的社会阶级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阿嬷对自己的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知道阿嬷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过，但是她肯定觉得像她自己这样的人，如果当自己孩子的伴侣和自己孙辈的父母的话，肯定是不够好。
当鲍勃成为我的法定养父之后，母亲把我的名字从詹姆斯·唐纳德·鲍曼（JamesDonaldBowman）改成了詹姆斯·大卫·哈梅尔（JamesDavidHamel）。在那之前，我的中间名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唐纳德，因此母亲此举就是想消除父亲存在的所有痕迹。改名之后，我的中间名的缩写仍然是D。，这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早已习惯了称呼我的小名——J。D。。母亲告诉我，我现在的中间名是来自我的大卫舅姥爷，即阿嬷那个爱吸大麻的哥哥。这个解释在6岁的我看来也未免有些牵强。估计任何一个D开头的名字都可以，只要这个名字不是唐纳德。
我们的新生活从表面看起来有种家庭情景喜剧片的感觉。母亲和鲍勃之间的婚姻看起来挺幸福的。他们买下了一座离阿嬷家几个街区远的房子。（我们家和阿嬷家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每当我想上厕所但家里的厕所里有人时，或是想吃点儿好吃的时，我就会走到阿嬷家去。）母亲那时不久前拿到了自己的护士证，而且鲍勃的工资也很高，所以我们家那时还算有钱。那时的我，和每天带着枪抽着烟的阿嬷住在一条街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养父，这样的家庭虽然看起来奇怪，但却幸福。
我的生活步入了有规律的轨道：每天上学，然后回家吃饭。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阿嬷家和阿公家去。阿公经常坐在我们家的门廊里抽烟，而我则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每天嘟嘟囔囔地抱怨政治或是钢铁工人工会。当我学会阅读后，母亲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本故事书——《太空小顽童》（SpaceBrat）。当我很快把这本书看完后，母亲对我大加赞赏。那时的我，喜欢阅读，喜欢和阿公一起做数学题，也喜欢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后母亲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还体现在其他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最爱的运动：橄榄球。对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Montana），我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看遍了所有关于他的文字，观看他的每一场比赛，还给蒙塔纳先后效力的49人队和酋长队写球迷信。母亲从公共图书馆里翻阅关于橄榄球策略的书，我们还用彩色硬纸和零钱建造球场的小模型：守方用一分钱的硬币，攻方则用五分和一角的硬币。
母亲不仅想让我明白橄榄球的规则，更想让我理解其中的策略。我们在用彩色硬纸做成的橄榄球球场上进行练习，演练球场上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如果某个前锋（一枚闪亮的五分硬币）阻截没成功会怎样？如果没有处于空位的接球员（一枚一角的硬币），四分卫（另一枚一角硬币）能怎么做呢？我们虽然没有国际象棋，但是却有橄榄球。
母亲想让我们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而且她这种愿望比我们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烈。母亲有位朋友叫斯科特，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和男同性恋者。后来她告诉我他意外死亡了。她还曾让我观看一部关于瑞安·怀特（RyanWhite）的电影。瑞安·怀特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因为输血治疗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为了返回学校，他不得不进行司法诉讼。每当我抱怨学校的时候，母亲都会提醒我瑞安·怀特的故事，告诉我能接受教育是一件多么大的幸福。母亲被怀特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1990年怀特去世后，她还给怀特的母亲寄去了一封手写的信。
母亲对教育能带来的前途深信不疑。她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但却没能去上大学，因为她高中毕业后没几周琳赛就出生了。不过，她后来还去上过当地的社区大学，并拿到了护理学的专科学位。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全职的护士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对此也尽到了一些绵薄之力：我在她身上爬上爬下想必“帮助”了她的学习，而且我还让她在我幼嫩的血管上练习抽血。
有时候，母亲对我教育的重视可能有些过头了。在我三年级时的科学竞赛中，母亲每个阶段都在帮忙——从项目的计划、实验的笔记一直到展示品的组装。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的科学项目看起来完全就是应有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自一个有点偷懒的三年级学生之手。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第二天交上我那略显平庸的展示品，然后就算收工了。科学竞赛毕竟是一场比赛，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自己能好好地推销一下自己的作品，没准还能进入下一轮。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母亲把我的展示品从里到外改装了一番。看起来简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强强联手的作品。虽然评委们看到我的展示品时大吃了一惊，但当我回答不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时（但是展示品的作者应该回答得上），他们意识到我的展示品存在猫腻。我没能进入这次竞赛的最后一轮。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除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之外——母亲非常在意精神上的进取。没有什么能比我看完一本书或是要新书看时更能让她高兴。那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当时认识的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聪明的。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们学会了去重视忠诚、荣誉和强硬。我5岁时就“光荣”地被人打破了鼻子，6岁时就被人揍得眼圈发黑。每次这种打架都是因为有人侮辱我母亲。关于母亲的笑话是绝不被允许的，而如果有人胆敢拿我外祖母开玩笑的话，他就得尝尝我那幼小的拳头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惩戒。阿嬷和阿公让我明白了关于打架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先动手；如果有人先动手的话，就战到最后；尽管决不能先动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话则另当别论。最后这一条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非常明显。
琳赛曾有个叫德瑞克的男友，这可能是她第一个男朋友，但是他俩交往没多久就分手了。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那极度的伤心只有她那个年纪的孩子才会有。于是有天，当看到德瑞克从我家房子前走过时，我决定和他对抗。他比我大5岁，还比我重25磅，但我在被他轻易推倒之后又站起来向他扑去。当我第三次扑向他时，他失去了耐心，狠狠地把我揍得屁滚尿流。我跑到了阿嬷家去得到些急救护理，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流了点血。
关于打架，正如其他很多事情一样，阿嬷通过经验来教导我。她的手碰到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惩罚性的——她这种反对打孩子的做法肯定是来自她自己的惨痛经历——但是当我问她脑袋上挨一拳是什么样的感觉时，她向我展示了一遍。她的手上的肉轻快地碰到了我的脸颊。“这下的感觉没那么糟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被人打脸远没有我曾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也是阿嬷关于打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除非对方特别能打，否则脸上挨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宁可脸上挨一拳，也不要丢掉打出自己的一击的机会。阿嬷的第二条诀窍就是侧身站着，左肩朝向对手，双手举起来，因为“这样你作为一个目标就小多了”。她的第三个诀窍就是打人的时候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尤其是臀部。阿嬷告诉我，只有很少的人明白，在打人的时候只靠拳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乡下人的悲歌》第五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