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文侯七(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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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387年来到楚国择业。太阳把黎明幽弱的清光泼洒在老大的楚国江山上。楚国自从两百年前在鄢陵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跟北方的争霸战算是消停了。不料,东边却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郢都一度甚至被攻破,被迫迁都鄀城(后又迁回)。楚国与越国联手(越国出人、楚国出枪)把吴王夫差给灭掉以后,趁机吞掉了中原东南部的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些都是原吴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牛气的楚国到了战国时代,变得不牛气了。吴起明白楚国积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们、大家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自有土地军队,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不听政令,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中央贫弱,地方政局动荡。这个结症,跟分裂前的晋国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晋国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是异姓家族,而楚国在春秋早期注重消减分封制下的异姓家族,强化王族君权。但是如今王族不断繁衍分裂,也形成了事实上诸多分封家族。楚国在春秋时代的王权专制传统,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也退化为大量同姓王族分封了,一样够折腾人的。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像从前的晋国那样),却有被同姓家族拖垮的趋势。
王族同姓家族也是多家族,这些多家族分封体制,向“君权一元专制化”转型,正是中原诸侯目前最时髦的事情——因为“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使国力分散消耗,一个拳头攥不紧,并且威胁君权,动荡政局。魏文侯借鉴晋国不注意强化君权的恶果,已经成功地这么一元化了,并且一跃成为战国首强。吴起也准备充当国君的咬狗,帮楚悼王的忙,在楚国遏制分封,推动君权专制。当然这种事在中原是新鲜的,在楚国却并不新鲜。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一贯强化王权,遏制分封,当时的实践效果很好,国力强悍。现在要重新回到楚王的思路上去,重建君权一元专制,恢复从前的雄楚战力。楚悼王接见吴起听了论述之后,就象抓到一支兴奋剂。他也想改变楚国长期凝滞不前的局面,也想变法图强,而所谓战国初期的包括魏文侯在内的列国变法,以及未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这里的变法,其实质都是遏制分封,强化君权,向“君权一元专制化”国家转型。法家担负起这一历史转折重任,所以吴起除了是一位兵家,也是法家。
楚悼王首先让吴起到宛城挂职锻炼,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光能说,先办给我看试试。宛城就是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被南部湖北省的楚国灭掉后,成为楚国北境重镇。吴起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首先就要拿这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开刀。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土地都归国家中央所有,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僚去管理。”
大家族封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世代相袭,净拿工资不干活。吴起则把他们全部裁掉,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职业官僚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让他们搬家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地区),开发荒地,以免留在富庶地区破坏改革。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了这些旧分封体系下大家族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君权,使得国家(也就是君王)更有经济实力和统一掌管军队的战力(从前是军队分散不同家族所有,削弱了整体战力)。废除旧大家族的寄生特权,又给布衣人才腾出职位肥缺。
可是大家族的贵人们被气得要死,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老婆生孩子没屁眼儿,出门让车撞死,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就暴死,明天再也不用穿鞋。你这个弼马瘟,你给楚王卖命当枪使!早晚你不得好死!死了也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大家族,恢复王权。但咱是打工的,不给人当枪使还干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楚国富强,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责无旁贷。吴起对工作相当有责任心,他当官廉洁,不搞腐败,严禁私门请托,严禁大家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体现在战争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大胜。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南邻魏人以及中原北部的卫人组成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两个地方,赵之重镇中牟遭到围攻。赵国情急之下求救于最南边的楚国对魏人南北夹击。吴起奉命北上攻魏,大破之,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L形的横部分),渡过黄河,深入山西魏地——不知他的原主子魏武侯作何感想。吴起为楚国人实现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楚国在此之前屡次积弱挨打局面。
最早,吴起带着鲁兵战胜强齐,到了魏国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随后又联合赵魏韩三家再次大败齐人,斩首三万,直接促使三家分晋。“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抵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这是大军事家曹操对吴起的赞赏。司马迁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吴起。吴起之雄勇常与孙武并称,历史上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常说“比拟孙吴”,意思是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今名将的最高标杆,这个荣誉很高啊。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在楚国开展工作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庙堂,脸上带着惊慌不安,离开了人间。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旧大家族突然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对着吴起怒目而视,切齿攥拳。他们招呼弓箭手呼啦一下子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老楚王终于死了,看谁还能罩着你!”吴起登时身中数箭,转身就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在楚悼王body上。吴起大喊:“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射大王body,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而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是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死时约不到55岁。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搞关系,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
《先秦凶猛:战国大鳄》大魏文侯七(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