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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
1
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他们都四十岁左右。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不过,他不是老学究。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们互相顶撞,仿佛他们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诘问,立刻心领神会,喋喋不休的俄语,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笼牢,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或者不过是真正的人类语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样,他们的行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尔摩的风俗规范。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饭。当他在冰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浸泡敷药,不仅如此,这种事儿她还告诉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没有把握,对他更没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他,用的是缪塞的一段话。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忧郁
一个讨厌的邻人,却是杰出的伙伴
极为轻率,也格外造作
义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后,她写道:“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当时这样叫他。
“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
还有,“他占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还是在人的心里。对我来说,只要他在身边,让我想别的事儿完全不可能。”
那时候,也正是她应该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我不光忘记了我的函数,还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我的刚体。”她对她的朋友,数学家米塔—列夫勒[2]开玩笑说。正是米塔后来说服马克西姆到乌普萨拉[3]待一阵子,发表演讲去。而她把自己从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还有,应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奋力工作,心情愉快,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里。他回来的时候,她筋疲力尽,但是得意洋洋。两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的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发着牢骚,但也是喜气洋洋的,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他向她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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