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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也正是她应该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我不光忘记了我的函数,还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我的刚体。”她对她的朋友,数学家米塔—列夫勒[2]开玩笑说。正是米塔后来说服马克西姆到乌普萨拉[3]待一阵子,发表演讲去。而她把自己从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还有,应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奋力工作,心情愉快,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里。他回来的时候,她筋疲力尽,但是得意洋洋。两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的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发着牢骚,但也是喜气洋洋的,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他向她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这么想。开始是勃丁奖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令人头晕目眩的赞美和祝贺,无穷无尽的赞叹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远改变不了的现实。他们永远不会给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机会,能在一个省立女子中学谋一份教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就是现实。当她正沐浴在温暖之中时,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实理由,一个字也没提,当然了,只说他要写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一个并不习惯被忽视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沙龙,没有参加过招待酒会,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索尼娅[4]的盛名下,他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虽然他常常确实是这样的处境。一个有坚实财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达的名声,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机智诙谐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时,她还全然是一个新贵,一个让人愉快的怪人,一个同时拥有数学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当地迷人。另外,在她一头波浪之下,还有一颗不俗的心灵。
他从博利厄写来了冰冷愠怒的道歉信,拒绝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来看他的提议。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边,他说,他不方便给她引见。这位女士最近情绪消沉,需要他的关心。索尼娅应该回瑞典去,他说。她一定很高兴回到正盼着她的朋友们身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况且还有她的小女儿。(这是一种刺痛,一种她熟悉的暗示,不称职的妈妈?)
信的最后是一句可怕的话。
“要是我爱你,我的信理当有所不同。”
一切都结束了。带着她的奖从巴黎回来,还有她离奇的璀璨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对她来说,他们突然变得并不比她打个响指更重要。回到学生身边,学生显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当她站到她们面前,变成她数学的自我时。奇妙的是,这依然还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为她疏于照顾,实际上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带过来的,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的体积。加之,她的椅子,当他熟练地将她揽在怀中时。他从来没有在调情的时候显出笨拙来,即使他有那样的身材。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者算不上尊贵的客人坐过,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里。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过,带着那种令人惋惜的神经质,正在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索菲娅作为母亲不称心的孩子,和平时一样,正在讨人厌。
橱柜也是老的,从她在巴利比诺的家里运来的,上面还镶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画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安慰可言。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满足。索菲娅想,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对那些不这么如意的,或者说没有这么幸运的,则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否则你怎么会有勤奋的天赋?你的脑子里全是虚构的数字吗?”
要是我爱你。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她的果酱,要和妈妈一起玩小孩子的纸牌游戏。
“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请女儿原谅她。
不过,终究索菲娅不是一消沉就没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骄傲,想方设法写轻松愉快的信,通过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通过对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关注,也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说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夏天,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利厄。
快乐的时光。也会有误解,她这么形容。(她及时地换了个词,“谈话”。)寒意森森的时段,分手,几乎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起伏迭宕的环欧旅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时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她有时自己也在玩味这样的念头:嫁给一个追求她的德国人。不过,这个德国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还怀疑这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她也不爱他。每当他说起一丝不苟的德语情话时,她的血就越来越凉。
马克西姆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的时候,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倘若,他说,她觉得他能给她的能让她快慰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装作谈的是钱。假如他的财富让她快慰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假如给她的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情感让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用揶揄来逃避他的话,让他以为她不相信他的认真,也就不需要进而有什么决定。只是,当她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告诉朱莉娅,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多虑了。无论如何,马克西姆是个绅士,他信守他的承诺。他们打算春天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比刚开始时更能坦然相处。索菲娅举止得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但并不是家庭主妇的端庄。他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反对她的政治情绪。而她也不会因为他一痛风就会变得像她一样不讲道理易怒自怜就不高兴。毕竟他们是老乡。她对讲道理的瑞典人的厌烦,让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为自己的新大学聘用女数学家的。他们的城市十分干净整洁,他们的习惯太有规律,他们的酒会也太有礼貌。一旦他们觉得某些程序正确,他们就继续实践,彼得堡和巴黎激辩的夜晚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会有危险,但在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学。有事情能让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兴。但是,她怀疑他虽然不认为数学毫无价值,但也庶几近之。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的时候,尼斯的天气暖和了。
“我怎么能走呢?我怎么能离开这么温暖的天气?”
“噢,不过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着自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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