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楹旅馆（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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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喜欢她，”威尔的一个学生说，“哦，是的，他真的非常喜欢她。”

桑迪并没有在此地久留，她要继续到别的学校研究戏剧教学。但是她给威尔写信，而且知道他会回信。因为他们两个相爱了。威尔和桑迪真心爱上了彼此，那个学年结束时，威尔跟着她去了澳大利亚。

真心相爱。威尔这么告诉她的时候，盖尔正在吸食毒品。她重新开始吸毒了，因为和威尔在一起总是让她紧张无比。

“你是说，不是因为我？”盖尔说，“不是因为我讨人厌？”

她安下心来，觉得一阵眩晕，大胆地勾引威尔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两人都尽量避免待在同一个房间。他们都同意不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威尔说。盖尔说：“随你的便。”

但是有一天，盖尔在克莉塔家看到了信封上威尔的字迹，那信封放在盖尔肯定能看到的地方。是克莉塔放的—对那两个逃走的人，克莉塔向来只字不提。盖尔记下了上面的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图翁区艾尔路16号。

就在看到威尔字迹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对她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座维多利亚时期之前的门庭开阔的房子，阳台，酒，克莉塔的后院里她经常注视的那些梓树。沃利所有的树木和街道，湖边开阔的风景，她那惬意的小店。那些没用的图样，那些冒牌货和道具。真正的风景早已不在她的眼前，而在澳大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那个戴着钻戒的女人一起坐在飞机里。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也没涂指甲油—因为一直做针线活，皮肤很干燥。她以前把自己做的衣服称为“手工艺品”，直至威尔对这种称呼冷嘲热讽，不过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把店卖掉了—卖给了唐纳达，她老早以前就想买了。然后，她拿着钱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盖尔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儿，她撒谎说要去度假，先去英国，再去希腊过冬，接下来，谁知道呢？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盖尔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她剪短了浓密的灰红色的头发，给剩下的头发抹上了深褐色的染发剂。这颜色的最终效果很奇怪—是种深栗色，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非常暗沉，毫无魅力可言。她从店里挑了一条自己以前从来不会穿的那种裙子—尽管店里的东西已经不再属于她了—深蓝色仿亚麻的涤纶夹克式连衣裙，带着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条纹。她个子高屁股大，通常都穿那种宽松优雅的款式。这件衣服显得她又矮又胖，在膝盖上方很不恰当的地方把腿分成了两截。她想把自己打扮成哪种女人？那种会和菲莉丝一起玩桥牌的类型？如果是，那就弄错了。她现在看上去像是那种人—大半辈子穿着制服、做着一份值得尊敬却收入微薄的工作（也许是在医院的餐厅？），现在为了度假花大价钱买了一件既不得体也不舒服的华丽衣服。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在这片陌生大陆的机场洗手间里，盖尔看到昨晚那深色的染发剂没有冲洗干净，现在已经混合着汗水印在了脖子上。

盖尔降落在布里斯班，还没有适应时差，炽热的太阳把她烤得头昏脑涨。她仍然穿着那条糟糕透顶的裙子，但是已经洗过了头发，免得染发剂再次随着汗水淌下来。

她叫了辆出租车。尽管已经非常累，但是不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她实在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早已经买好了地图，找到了艾尔路。那是一条短短的弯曲的马路。她让司机把她放在拐角处，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这很可能就是那两个人买牛奶，以及其他用完的日用品的地方吧，比如清洗剂、阿司匹林、卫生棉条。

盖尔和桑迪从未谋面这一事实显然是个不好的征兆，这可能意味着威尔很快就觉察到了什么。之后再想深挖出什么有用的描述就很难了。高，而不是矮；瘦，而不是胖；浅色头发，而不是深色。盖尔在脑海中描绘了一种形象，就是那种长腿短发、充满活力、带着男孩般魅力的女孩，应该说，女人。但如果与桑迪擦肩而过，盖尔根本就认不出她来。

会有人认出盖尔吗？戴着墨镜，头发大变样，盖尔觉得自己的形象迥异于从前，简直像隐身了一样。身处异国这一事实也让她有所改变，她还没调整好自己。一旦调整好了，她也许再也做不出现在这些大胆的事情。她必须现在就走过马路、去看看那座房子，否则就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

出租车从棕黄色的河边沿着陡峭的公路向上攀爬，艾尔路通向山脊。这是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树荫，没有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来往的车辆。路边是木板制成的栅栏，或是某种枝条编成的—篱笆？—有时候是高高的树篱，上面开满了花。不，那些其实不是花，而是一些粉紫色或者深红色的叶子。篱笆后面都是盖尔不熟悉的树木，它们的叶子粗糙，上面落满了灰土，树皮呈鳞状或者纤维状，不过是种粗陋的装饰罢了。而且，树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冷漠而模糊的欲望，盖尔觉得这种欲望跟热带相关。她前面的路上走着两只雌珍珠鸡，一本正经得可笑。

威尔和桑迪的房子掩藏在一排木栅栏后面，漆成了淡绿色。盖尔的心缩成了一小团—看到栅栏，看到淡绿色，她的心疼得缩了起来。

这条路是个死胡同，所以她还得返回来，还要再次走过那座房子。在栅栏中间留着汽车进出的门，那里还有个信箱。她在另一座房子前的栅栏上也看到过这种信箱。她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插在里面的杂志还露着半截。也就是说，邮箱并不很深，要是伸进去一只手，也许能摸到里面的信—要是屋里的人还没把信取走的话。然后，盖尔真的把手伸了进去，她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像之前所想的那样，里面真的有一封信，她把它装进了自己的手袋。

她在街角的商店叫了一辆出租车。“你是美国哪里来的？”商店里的人问她。

“得克萨斯州。”她说。盖尔觉得人们好像总是希望你是得克萨斯来的。果然，那男人抬了抬眉毛，吹了声口哨。

“我早就这么觉得。”他说。

信封上是威尔自己的字。这不是一封写给威尔的信，而是他寄出去的信，写给霍特里街491号的凯瑟琳·索纳比，也是在布里斯班。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在上面潦草地写道：“退回寄件人，9月13日去世。”有一瞬间，盖尔在混乱的意识中，还以为上面的“去世”指的是威尔的死讯。

她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思绪，最好能暂时躲开这暴晒的烈日。

但是，她在旅馆里读完了信，梳洗了一下，就立刻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去霍特里街。就和她所期待的一样，那里的窗户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出租公寓。”

不过，威尔在那封写给霍特里街的凯瑟琳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你并不认识我，但我希望在我解释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能相聚一谈。我猜想我很可能是你加拿大的表兄弟，我的祖父是19世纪70年代从诺森伯兰[1]来到加拿大的，他有个兄弟那时去了澳大利亚。我祖父的名字是威廉，和我的名字一样，他的兄弟叫托马斯。当然，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位托马斯的后人。我只是查了查布里斯班的电话册，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位同姓索纳比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种家庭溯源的事儿最愚蠢、最无聊，但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催促着我去找自己的亲人。而且近来我的空闲时间也比过去多。我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剧院工作，整天都很忙碌。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活力的年轻女人。（要是我把任何十八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女孩”，她就要跟我生气，而她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我过去在加拿大一所高中教戏剧课，但在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工作。

妻子。他想在这个可能是自己亲戚的人眼里显得体面些。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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