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花楹旅馆（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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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尽管目前我是布里斯班电话册上唯一的代表，但是，我们所共有的姓氏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为常见。你可能不知道，索纳比这个姓氏来源于索恩大教堂，其废墟至今仍在诺森伯兰。现在，这个姓的写法各不相同—索纳比，索恩比，索纳贝，索那比。中世纪时，在庄园主领地内干活的所有人都采用领主的姓氏，包括工人、铁匠、木匠等等。结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有着相同的姓氏，严格意义上讲，其中很多人根本无权使用那个姓。只有那些能将家族血脉追溯到12世纪的才是真正的索纳比家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佩戴和展示家族的徽章。我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既然你根本没有提到家族徽章，也没有在威廉之上再追溯血缘，我猜想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个家族。我祖父的名字是乔纳森。
盖尔在街上的二手商店买了台旧的便携式打字机，然后用它打出了上面这封信。此时，她已经住在了霍特里街491号的米拉马尔公寓。这是一栋两层建筑，外面涂着脏兮兮的奶油色灰泥，入口两侧都竖立着扭转的柱子。这里有一种做工蹩脚的摩尔式、西班牙式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外观，就像一座旧式电影院。管理员告诉她这里曾经非常时髦。
“这里曾经属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但是她不得不去住院。她去世后，就来了个人领走了她的财产，不过公寓里常用的配套家具都还在。你从美国哪里来？”
俄克拉荷马州，盖尔说。马西太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管理员看起来得有七十岁了。老花镜放大了他的双眼，他走走路非常快，却一点儿也不稳，歪着向前走。他说起了一些困难事儿—居民中外国人越来越多，以致很难找到好的修理工，某些房客粗心大意，恶意的路人总是往草地上扔垃圾。
盖尔问他有没有把原房主去世的消息告诉邮局，他说一直打算去，但那位女士基本上没什么信件。除了那一封，在她去世当天寄来，真是怪事。他把那封信退回去了。
“我去吧，”盖尔说，“我去通知邮局。”
“但我还得签字，你去他们那里拿一张表，我签好了你送过去。非常感谢。”
公寓里的墙壁粉刷成白色—这肯定就是它的时髦之处。里面有竹子做成的遮帘，一个很小的厨房，一张绿色的沙发床，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还有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张画，也可能是张彩色照片。里面是黄绿色的沙漠风光，有很多岩石和一簇簇的鼠尾草，还有朦胧的远山。盖尔确定自己曾经见过这幅画。
她用现金付了房租。这阵子她有的忙了，要买床单、毛巾和其他杂物、锅碗瓢盆，还有打字机。她还得去银行开个账户，成为这个国家的居民，而不是游客。公寓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些商店，一家杂货店、一家二手商店、一家药店、一家茶馆。这些都是很简陋的店面，门口挂着彩色的纸条，门前的人行道上搭着木制的雨篷。它们提供的货品也很有限，茶馆只有两张桌子，二手商店的货品也不比一个普通家庭所能翻出来的东西更多，杂货店的麦片和药店的咳嗽糖浆都是单盒地摆在货架上，好像它们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或意义似的。
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二手商店，她买了一些宽松的印花棉布裙，一只装杂物的草编包。现在，她看起来就像是街上常见的那种女人。中年主妇，露着苍白的胳膊和腿，一大早或者傍晚前去采购。她还买了一顶草编软帽，和其他女人一样来遮遮面孔。模糊不清、柔和、长着雀斑、闪烁的面孔。
六点左右，暮色就会忽然降临。盖尔必须给夜晚找点儿事做。公寓里没有电视，不过，比商店稍远的地方有家收费图书馆，是她这栋楼前面房子里的老妇人开的。尽管天气很热，那妇人也戴着发网，穿着灰色的莱尔线长袜。（现如今，你去哪儿找这种灰色莱尔线长袜啊？）她看起来营养不良，面无血色，紧闭的嘴唇毫无笑意。盖尔以凯瑟琳·索纳比的名义写信时，脑海中出现的就是这样一副形象。盖尔几乎每天都要见到她，因为图书馆每次只能借一本书，盖尔通常每天晚上都能看完一本。每次见到图书馆的女人，盖尔都觉得她应该叫那个名字。盖尔觉得，凯瑟琳·索纳比还在，去世后进入了几条街之外的另一具躯壳之中。
关于有没有资格姓索纳比的事，都是来自一本书。不是盖尔现在读的那些书，而是她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主人公是个不能佩戴徽章的正宗后人，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她已经记不得书名了。那时她周围的人都爱读《荒原狼》、《沙丘》，或者是克里希那穆提写的东西，很抱歉她却爱读历史爱情小说。她觉得威尔不太可能看过这本小说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信息，所以确定他一定会回信来驳斥凯瑟琳。
她一边等着，一边从图书馆借书来看。那些书好像比她二十年前读的爱情小说还要古旧。其中有些她离家前从温尼伯的公立图书馆里借读过，即使在那时候也算是很过时的书了。《荒野中的女孩》、《蓝色城堡》、《玛丽娅·夏德莱纳》，这些书自然而然让她想起认识威尔以前的生活。她有过那样一段生活，如果想的话，仍然记得一些。她有个姐妹生活在温尼伯，还有位阿姨住在那里的养老院，仍然阅读俄语图书。盖尔的祖父母来自俄罗斯，她的父母到现在还会说俄语，她真正的名字其实不是盖尔，而是加利娅。盖尔跟她的家人断了联系—或者说家人跟她断了联系—十八岁那年她离家外出闯荡，那时人们都那么做。先是和朋友们，接着是和男朋友，然后是另一个男朋友。她在扎染围巾上串些珠饰，在街边售卖。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必须感谢你教导我关于姓索纳比的人有无族徽使用权的重要差异。我觉得你一定强烈怀疑我是属于后者。很抱歉—我并无意踏入贵家族的神圣领土，也无意在T恤衫上佩戴索纳比家族的徽章。在我们国家，人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些事，我本以为在澳大利亚也不会，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可能你这些年远离尘嚣，并未注意到价值观的改变。我则不同，因为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一直在与年轻妻子充满活力的争论中不断成长。
我本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在这个国家、在我和妻子所在的戏剧理论圈子之外多些交际。我的母亲在加拿大，我很想念她。其实，你的信有点儿让我想起她。她要是想开玩笑，就能写出这么一封信，不过我很怀疑你是否是在开玩笑，在我听来这更像是一个“高贵血统”的诉讼。
当威尔受到某种形式的冒犯或打扰时—这很难预测，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识别—他就会变得极其讽刺。他如果不冷嘲热讽，就对周围人发作，结果让大家都很尴尬，不是为他们自己尴尬，就像威尔打算的那样，而是为他而尴尬。这种事很少发生，一旦发生，通常意味着他深深觉得自己不被欣赏，甚至连他也无法接受自己。
盖尔觉得现在的情况即是如此。桑迪和她那些年轻朋友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他们那种粗鲁的正直可能会让威尔很痛苦。他的智慧无人注意，他的热情显得过时，他根本无法融入他们之中。与桑迪在一起的骄傲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她是这么认为的。他动摇了，过得不开心，想方设法想要认识其他人，于是想到了亲戚，在这个异国他乡—这里花开不败，鸟儿肆意，白天炽热，夜晚忽至。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就因为我们同姓，你就真的期待我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你？—就像你说在美国当然还有加拿大那样？你可能想在此地再找一位慈母，我恐怕不怎么乐意担任。顺便说一句，你弄错了我的年纪—我比你还小好几岁，所以请别把我设想成一个戴着发网、穿着莱尔线灰长袜的老处女。我对世界的了解一点儿也不比你少。我周游各地，为一家大商场做时尚采购员，所以我的思想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过时。
你没提到你那忙碌又有活力的年轻妻子是不是也打算加入这份家族情谊。我很惊讶你竟然还需要其他交际。我在媒体上好像经常听闻这种“老夫少妻”式的关系如何令人振奋，男人们又是多么愉快地专注于家庭生活和为人父母。（未提及同龄女人们的尝试，以及那些女人所不得不安于的寂寞生活。）所以，也许你需要的是赶紧做爸爸，好借此获得一种“家庭感”。
盖尔很惊讶自己竟然写得如此顺畅。她总是很头疼写信，写出来往往无趣而肤浅，而且里面都是破折号和不完整的句子，还把时间仓促当作借口。她从哪儿得来这种牙尖嘴利的文风—也许是从书里，比如那些徽章佩戴权的废话？她在夜色里走出去寄信，感觉勇敢而称心。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永远也不会回信的，她将再也收不到他的信。
她起床出了门，想在清晨去散散步。商店都还关着门，前面图书馆的窗户上严严实实地拉着活动百叶窗。她一直走到了河边，那里的旅馆旁有一个长条形的公园。白天晚些时候，她根本不能来这个公园逛逛或者坐一会儿，因为旅馆的外廊挤满了闹哄哄喝啤酒的人，弄得公园里喧闹无比，而且说不定还有酒瓶扔进来。现在的外廊空荡荡的，门都关着，她走到树下去。棕黄色的河水从红树树桩间缓慢地流过，鸟儿们飞过河面落到了旅馆的屋顶上。她本以为是海鸥，但它们不是。这些鸟比海鸥小，雪白的翅膀和前胸上带着一抹抹的粉色。
公园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长椅上，一个坐在长椅边的轮椅里—她认出来，他们和她住在同一栋楼里，每天都出来散步。有一次，她帮忙撑着栅栏门好让他们通过。盖尔在商店里见过他们，还隔着窗户看到他们坐在那间茶馆里。轮椅里那个男人看上去年迈多病，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水泡过的旧画。他戴着墨镜，头上是黑色的假发，还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全身都裹在毯子里。即使是大白天太阳很热的时候—每次见到他们—他都裹着这条花格呢毯子。推轮椅的人现在坐在长椅上，他很年轻，看起来像是个个头过高的孩子。他非常高，四肢粗大，但没什么男子气概。一个年轻的巨人，迷失于自己的疆域内。魁梧但不精壮，粗大的四肢和脖颈里充满了僵硬，也许是怯懦。红色的毛发不仅长在头上和裸露的胳膊上，还从衬衫的扣眼里露了出来。
盖尔停下脚步，跟他们说早上好。那个年轻男人跟蚊子哼哼似的小声回答了一句。看上去他已经习惯了带着高贵的冷漠去看待这个世界，但盖尔觉得自己的问候让他尴尬或者惊疑地一颤。不过，她仍然继续说道：“这种到处可见的鸟是什么鸟？”
“粉红凤头鹦鹉。”年轻人说得好像那是她童年的小名。她正想请他再说一遍，那老人却突然大喊了一串听起来像是诅咒的话。他既有欧洲口音又有澳大利亚口音，盖尔根本听不懂那些话，但其中毫无疑问充满了强烈的恶意。而且这些话就是冲着她说的—老人身子前倾，像是要从束缚自己的轮椅中挣脱出来，冲向她，把她赶出自己的视线。年轻人并没有道歉，像是根本没注意到盖尔一样，他俯身向前，轻轻把老人按回轮椅，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说着什么。盖尔觉得自己不会得到什么解释，于是挪步走开了。
十天过去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每天出去散步—这简直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栋米拉马尔公寓距离威尔所在的街道大约只有一英里，她再也没有去过那条路，也没再去过那家她曾经告诉店员自己来自得克萨斯的商店。她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第一天何以会那么莽撞大胆。她只在周围的街道散步。这些街道都是沿着山脊而建。在房屋集中的山脊之间是一些溪谷，里面到处是树木和小鸟。即使顶着大太阳，这些鸟儿也静不下来。喜鹊们令人不安地叽喳个不停，有时还威胁地飞过她的浅色帽子。一种名字发音类似“盖尔”的鸟一边傻兮兮地大声鸣叫，一边盘旋上升然后落进枝叶之间。盖尔一直走到自己浑身冒汗、头晕目眩，简直快要中暑了。她热得浑身颤抖—如此恐惧又如此渴望见到威尔那无比熟悉的身影，那矮小自信、昂首阔步的躯壳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能令她痛苦或满足的东西。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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